图为吕解生(中)与盐城籍官兵在云南麻栗坡某山地合影。
曾经和别人说过，我写工作履历最简单，只有一行字：盐阜大众报。
1982年1月，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批的大学生，毕业分配，我到了盐阜大众报社，从那时起，一直到我2018年底退休，整整37个年头，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张沐浴着战火而生的报纸，我为之奉献了我全部的青春、全部的工作生命。
37个春花秋月，37个盛夏严寒，无数的欢乐和痛苦，无数的希冀和失落，在这份报纸创刊80周年的时候，都如雪片般飘飞在我的眼前，有些，瞬间即化，了无痕迹；而有些，却如同镌刻般存在，永留心头。比如，1985年，我到老山前线的采访。
老山，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天保镇船头村以西的中越边界骑线点上。1979年我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后，越南派兵侵占了老山。1984年4月，昆明军区两个军收复老山，此后，我多个军区轮流换防。1985年5月18日，济南军区67军来到了那里。
67军下辖的炮团，一位副团长的妻子是我市的公安民警，在部队刚刚到前线时，这位妻子给丈夫写了一封信，鼓励他立志边防保家卫国，此信当时在全军引起巨大反响，我据此采写了长篇通讯《亏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
稿件的采写见报，像一粒种子在我心中蠢蠢欲动，这粒种子突然地生长出来，长成了从军人到战场到战地记者的大树，枝叶伸向了遥远的西南——我向报社领导提出去前线采访的请求，终于，军分区一位同志，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像，还有我，一行四人，6月27日来到了老山前线。
在前线，见到老乡官兵，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亲切，呼啸的炮火中，乡音犹如天籁，知道我是盐阜大众报的记者，老乡官兵更是惊喜万分。部队里王成式的英雄、盘肠大战的勇士、几乎渴晕的送水上前线的战士……我怀揣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采访了那些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7月8日前后，部队要求我们立即离开，说很快要发起一场新的战役。但是我不死心，我想，到了战区，如果既不能亲历战斗，又不能到达最前线，我这个记者，有何面目面对经过战火洗礼的报纸？有何面目面对本报当年的烈士记者钱毅？
一位部队首长说：“前线非常危险，无法保证安全。”
我并不要什么安全保证，我只要上前线，在离开报社的时候，我已经将遗书写好，放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
7月12日凌晨5时，吉普车就带着我出发了，我的装束：钢盔、背心、短裤，肩膀上一边挎着一个水壶，一边挎着一个小包，包里放着我从朋友那借来的相机，一个空白笔记本，一支笔，一颗手雷。根据要求，我身上不能有说明我身份的东西，一颗手雷，叫光荣弹，前一天已经学习了使用方法，这不是给敌人的，而是留给自己，所以叫光荣弹，即如果有被俘的可能，自己必须光荣。这是纪律，我已经宣誓一定会遵守。
道路的尽头是战壕。战壕，像一条蜿蜒的巨蟒，在半山坡上往前延伸。在一位小战士的带领下，半走半爬了五六个小时，快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来到了这位小战士所在排的阵地，在一个猫耳洞里，见到一位几乎全裸的班长，见到我，他非常惊讶，也非常兴奋。他指着战壕的对面说，那就是鬼子了。我一看，对面有几十个人在来来回回地走动，他们都很随意地穿着军人制服，目测距离大概两百米左右。我说我想爬到战壕上面拍一下对面越军阵地的情况，班长想了一会说：你必须在3秒之内拍完，10秒之内必须钻进猫耳洞，因为对方有观察哨，如果看到你有照相机，他们会认为你是当官的，就一定会打枪放炮。我爬到战壕上面，找到适宜的位置后，举起相机，很快地拍了两张，就立即跳下战壕钻进猫耳洞，我还没停下来，就听得头顶上一声巨响，过了大概十几分钟，钻出猫耳洞一看，我站的地方，一个炮弹爆炸后的大坑，像是地狱的入口。
死神与我擦肩而过，我朝着那个还冒着青烟的弹坑沉默了几分钟，我的灵魂好像飞了起来，看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那从低到高几乎排满一个山坡的烈士墓碑，又仿佛看到了家乡大街上阳光下逛街的人群，还有我办公室伏案工作的同事。我忽然就笑了笑，我知道我活着，我知道我会活着，于是我沿着壕沟寻找战士，继续我的采访。
老山18天，它使我永远不能忘怀，除了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一组《来自老山前线的报道》见报稿件外，还有我内心情感的净化和升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那些流血流汗的祖国卫士，他们一直在对我说着怎样生活、怎样工作。而胜利归来的军人，有许多，变成了我的朋友。直至现在，他们战友聚会时，还常常喊我一块，且饮且歌……
（作者1982年入职盐阜大众报，曾担任盐阜大众报编辑出版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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