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天，《盐阜大众报》复刊后举办首次通讯员培训班，要求每县选派两名通讯员参加，我和南河公社的吴从俊有幸代表响水县通讯员前往盐城。加上市直单位通讯员，培训班约30来人。
大概上了四五天的培训课，报社的编辑、记者们轮番讲课，辅导新闻写作知识，还组织我们对一些好的报道文章进行讨论交流。接下来便是实习采访，我们响水两人被安排去滨海县界牌公社采访。那时有个顺囗溜：张（集）、黄（圩）、六（套）、运（河）、天（场），界牌大半边。我就是黄圩人，当然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这些接壤成片的地方特别穷，界牌公社大部分也在其中。1979年小岗村包产到户之后，全国各地土地承包责任制等形式遍地开花，一系列涉及“三农”的方针政策纷纷出台，给沉寂很久的广大农村注入了兴奋剂，乡村农业经济蓬勃发展。报社安排我们到穷得出名的界牌采访，是要向人们展示和宣传那里发生了哪些变化。
滨海县委宣传部接待了我俩，并派人用车子将我们送到界牌公社。刚到那里吴从俊打电话回家，得知了他母亲生病住院的消息，便急忙连晚赶回响水。当天下午我和这个公社的宣传委员进行了交谈，看了有关报表，第二天下乡采访时也是他陪着我。连着跑了两天，跑了公社附近的两个大队，走访了十几户社员，还和一些大队、生产队干部聊了聊。第三天在公社招待所关门写稿，写了一天带半夜，完成了一篇2000多字的通讯初稿。按报社要求第四天回到了盐城，对稿子作了最后修改，标题确定为《接了“财神爷”之后》，将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大政方针比喻为财神爷。几天后这篇通讯刊登在《盐阜大众报》头版头条，那时我已回到了黄圩。
培训班大概十天时间，最后作总结报告的是报社总编严锋先生。他在列举本次培训班的成果收获时，提到了我采写的稿件，他说：“响水通讯员采写的那篇通讯，我们的记者未必能写得出来。”他说这话时这篇报道尚未见报，大概他已经审过了。我当时听了这话有点不好意思，大家都望向我。
总结会议一散，大伙忙着回到宿舍收拾行囊。报社办公室主任来喊我跟他去办公室，给我一张登记表，他说经研究留我在报社工作。我一听心头不禁大喜，这是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便赶快拿过表格填写。当填到“户囗性质”一栏时，我写了“农村”两字，站在旁边的主任一看说：哎哟，小张你怎么是农村户口啊，不是说响水镇的吗？我回答说，我籍贯是响水镇，后来下放的，现在是农村户口。他说太可惜了，并连说两三句对不起。
“小孩不丑，农村户口。”这是人们对那个年代唯户口论的调侃，多少人因此击碎了自己的梦想，并改变了人生轨迹。尽管我没有成为“本报记者”，后来又不得不离开新闻工作岗位，但对《盐阜大众报》的注意力一如既往。每当看到一堆报纸时，总是先抽出《盐阜大众报》以及后来的《盐城晚报》。43年过去了，这个情怀从未间断。（张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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