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阳台上的一处工作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疗书籍琳琅满目，脉枕等诊疗工具摆放整齐，厚厚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患者信息……98岁的新四军老战士陶益民在这里结束了当天的问诊，诙谐地向记者介绍自己：“在新四军，我不是拿枪杆子的，我是拿手术刀的。”从一名农村孩子成长为新四军军医，他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军人与医者的初心和担当。

1928年，陶益民出生在盐都区原北龙港镇黄尹村的一个农家。日寇的到来给这个秀美的村庄蒙上了阴影，年幼的陶益民第一次直面敌人的残暴——那天，他在村外的河里洗澡，狗吠声突然打破宁静，日寇来了！“我立刻通知村民，喊大家撑船躲进芦苇荡。”找不到目标的日寇愤怒地用刺刀对着草堆乱捅，把村民养的家禽扫荡一空。家园遭袭、乡亲受难，正是这份对家国的牵挂，让他后来毫不犹豫地踏上了革命路。

战乱中，一位叫吴山的民运干部引领14岁的陶益民踏上红色征程。他先是跑腿送信，后组织同龄孩子站岗放哨，担任儿童团团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医护人员稀缺。因识文断字，陶益民被调到盐阜独立团当卫生员。为提升医疗技能，同年8月，他进入新四军第三师举办的卫生部医训队，系统学习战地救护与内外科知识。

战争年代的学习条件异常艰苦：没有纸笔，就用筷子、树枝在地上写；课堂在露天，要时刻警惕日伪军“扫荡”，走到哪学到哪。“地面就是我的笔记本，英文、拉丁文、医药名称，记不住就反复写，就想早点发挥作用。”陶益民说。

学成归队后，他成为盐阜独立团卫生队医务班长，跟着部队转战各地。在瓦窑战斗中，他顶着枪林弹雨穿梭战场，止血、包扎、背送伤员，即便疲惫到极点也不愿离开前线。“当时就想着快一点，再快一点，能多抢回一个战友的命。”凭借勇敢与高效，他在瓦窑战斗中荣获三等功。1947年，部队整编后，陶益民成为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的一员，始终奋战在救护一线。“抢救伤员时，子弹从头上飞过，炮弹在眼前炸开，耳朵会短暂失聪。但那时候，我们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最难忘的是药品紧缺的无奈：“好多战士的伤本不该截肢，可没有药品保障，不锯掉就会感染送命。”

1949年10月，因长期劳累身体不支，陶益民被转送盐城地段留养，1952年就地复员后，分配到当时的盐城县卫生院工作。从戎装到白衣，“战场”变了，初心未改。他深感自身水平不足，便打报告申请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进修，后来又被选送进入原南京中医学校学习针灸等医疗技术。此后，他扎根地方医疗事业，参与传染病防治，培训卫生人员，宣传防疫知识；工作之余还到卫校讲课，把行医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青年医生。

“我从地道的农民孩子变成专业医生，全靠党的培养。现在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年轻人要珍惜，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采访最后，陶益民动容地说：“有生之年，我还要为人民健康服务，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盐阜大众报/我言新闻记者：孙欣/文 王焱/图

编辑：梁鹤龄 李艳 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