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后的盐城，午后热浪仍裹挟着暑气翻涌。8月31日下午，记者走进79岁的老党员——市收藏家协会会员、省红色收藏委员会委员王文星的家中，在空调吹来的凉风下，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特有的油墨香与樟脑味，客厅、书房里，整齐堆叠着600多册红色文献，从抗战时期的老报纸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革命书籍，泛黄的纸页间凝结着一段段厚重的历史记忆。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基层退休干部，用半生时光守护着这些“红色瑰宝”，让沉睡的故纸堆成为唤醒民族记忆的“活教材”。

缘起——

从“随手留存”到“使命坚守”

王文星的红色收藏之路，始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工作日常。19岁高中毕业后，他在老家盐都区秦南镇担任民办教师，后调任镇党委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那时候写报告、写总结都得有根有据，我只能天天泡在资料堆里找参考，时间长了，就养成攒书、留报纸的习惯。”他笑着回忆，起初只是把办公室用剩的旧文件、过期报刊捆回家，塞在储物间角落，从未想过“收藏”二字。

真正让他将收藏从“随手为之”变为“毕生使命”的，是1990年的一次阅读经历。当时40多岁的王文星偶然在一本红色书籍中读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散文。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读完这些文字，王文星彻夜难眠，“眼泪止不住地流，突然明白这些记载着革命历史的书籍，不是普通的纸页，而是先烈们用热血写就的‘精神家谱’”。

此后，王文星开始有意识地收藏红色文献。在一位老干部指点下，他不再盲目留存，而是专注于收集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的藏品，从清末民初的进步刊物，到抗战时期的战地通讯，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学习丛书，每一本他都仔细甄别、分类归档。“一开始家里人不理解，觉得我把钱花在‘旧纸片’上不值，可看到我翻书时的认真劲儿，慢慢也都支持了。”

退休前，王文星用自家在秦南镇的三间砖瓦房，办起农家书屋，周边群众都爱到他家读书看报，省文化部门曾在此组织读书观摩活动。2018年6月，王文星成为省红色收藏委员会委员，并连续多年受到市收藏家协会表扬。

寻珍——

半世纪奔波，为史料“倾其所有”

“收藏红色文献，就像在沙里淘金，既要有耐心，更要肯‘下本’。”王文星的藏品中，有多件“镇馆之宝”，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奔波与坚守的故事。

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家中收藏着一套完整的1936年创办的《救亡情报》，既有创刊号，也有休刊号。30多年前，他到外地出差，在古玩市场的一个小摊前，偶然发现了这叠泛黄的报纸——报头“救亡情报”四字苍劲有力。“我心脏怦怦直跳，知道这是抗战前期的珍贵史料，可卖家开口就要350元，相当于我当时一个半月的工资。”犹豫再三，他还是咬牙买下，回家后泡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后，才知晓这套报纸的分量：作为那时候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它刊登过宋庆龄、何香凝、史良等多位爱国人士的文章。

在王文星提供的《救亡情报》创刊号上，有当时已97岁高龄的近代杰出教育家和爱国人士、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为其题写的报名。在“救亡言论”一栏里，刊登了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我国著名法学家、曾任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史良的署名文章《准对我们的敌阵前进——纪念五四》。她在文章中写道：“‘五四’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放着惊人异彩的纪念日，实现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纪念‘五四’之际，我们大声疾呼，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不管男女老少，大家赶快起来，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传承‘五四’和‘五卅’的精神，准备向着敌阵前进！”其文风犀利，是一篇有理有据、激情四射的“战斗檄文”。

《救亡情报》虽然仅存在8个多月，但在复杂的历史时期详细记录了包括日军增兵华北、东北义勇军抗战、鲁迅逝世、“七君子”事件及西安事变的细节。这张报纸，充分反映了当时全国各地同胞要求一致抗日的决心和呼声，以及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支援抗日的言行。

1998年，王文星在废品收购站发现的1945年苏中出版社竖排本《毛泽东选集》，更是让他“倾其所有”。当时这本书封面有些破损，但内页完好，收废品的老板深知其价值，开口要价800元。王文星说：“我当时月薪才两三百元，软磨硬泡半个月，最后以500元成交，花光了两个月的工资。”他的老伴陈中英笑着回忆：“我气得跟他吵，说‘不过日子了’，可后来知道这书全国仅印4000册，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只有3本，就再也没抱怨过，还帮他一起护书。”

为了收藏，王文星的生活格外节俭——快50岁时才穿上第一件羊毛衫，还是妹妹送的；家里的家具用了几十年也舍不得换，可遇到珍贵史料，他从不含糊。他常去废品收购站“淘宝”，也常登门拜访离退休老干部。他说，“老同志们知道我收藏，常会送我旧书，我就带点家乡的土特产当谢礼”。一本1924年5月30日出版的《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就是一位离休干部所赠，书中收录了孙中山演讲的珍贵记录，胡汉民题写的书名、孙科撰写的序言，是难得的历史见证。

传承——

让红色记忆“活”在当下

600多册红色书籍，王文星按年代细致划分，手写的目录记了整整3本。为了保护这些“宝贝”，他把书用塑料纸封好，放进木箱，再撒上樟脑丸，“夏天怕潮，每天都要开窗通风；冬天怕冻，就把箱子挪到温暖的房间，一点不敢马虎”。有一次家里漏雨，他抱着一箱抗战时期的木刻作品集往楼上跑，自己淋得浑身湿透，却紧紧护着书籍，生怕沾到一点水。

“这些不是我的私人财产，是属于所有人的历史记忆。”如今，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家里参观，王文星总会戴上老花镜，小心翼翼地翻开红色图书和报纸，逐字逐句讲解背后的故事：“你们看这张1945年的《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是抗战胜利的消息，当时全国人民有多激动；这本《抗战木刻集》，每一幅版画都是战士们在战场上的真实写照。”

他常对来访的年轻人说：“我们这代人经历过苦日子，知道和平来之不易。这些故纸堆里的文字、图片，是先烈们用命换来的‘证据’，不能忘，也不敢忘。”如今，79岁的他仍在为红色记忆的传播奔波——着手编写《红色典藏》一书，从600多册藏品中精选300本具有代表性的红色图书，详细梳理每本书的出版背景、内容价值与历史意义。目前，该书初稿已完成，正交由市相关部门审校，“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能系统了解这些红色文献背后的故事，把先烈们的精神好好传承下去”。最近，他还借助微信朋友圈，讲述红色文献中的抗战故事，引领更多网友回望抗战烽火岁月，共同感悟磅礴精神力量。

夕阳西下，余晖透过窗户洒在王文星和他的红色文献上，泛黄的纸页泛着暖光。这位故纸堆里的红色守望者，用行动证明：历史从未远去，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热血与信仰，终将在代代传承中，成为照亮未来的力量。

盐阜大众报/我言新闻记者：陆荣春

编辑：梁鹤龄 李艳 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