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光溢彩的舞台艺术长廊中，人们常被鸿篇巨制的恢宏场面所震撼，为史诗叙事的磅礴气势所折服。然而，由盐城市淮剧团创作排演的淮剧小戏《赶脚》，以精简之姿斩获第十八届文华节目奖，恰如一道清泉，洗濯了我们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审美感官，引领我们重新思考：何为舞台艺术的至高追求？《赶脚》的成功昭示我们，艺术的至高境界不在规模之大小，而在意境之深远；不在技巧之繁复，而在精神之纯粹。这出脱胎于传统剧目《孝灯记》的小戏，以其精巧的结构、浓郁的戏感、扎实的功力和纯净的呈现，为我们诠释了“小戏大境”的深刻内涵。

《赶脚》的艺术价值首先体现在“小”与“大”的辩证统一中。该剧取材传统戏《孝灯记》，保留了“女扮男装”身份错位的戏剧元素，经过重新精炼编排后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独立剧目，实现了“再小也成剧”的艺术自觉。在中国戏曲史上，从元杂剧《赵氏孤儿》到当今的陈涌泉的《程婴救孤》，从传统戏《游龙戏凤》到当今罗怀臻的《梅龙镇》，对经典的改编，是对原创力的严峻考量。《赶脚》的成功印证了艺术完整性不取决于篇幅而在于内在结构的自足性。它如同中国古典园林中的“芥子纳须弥”，在有限时空内构建了完整的戏剧世界。这种“小中见大”的美学品格，正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精髓所在——在方寸之间显现天地之广阔，在片刻之中蕴含永恒之韵味。

《赶脚》的“戏感”浓郁，展现了中国戏曲“寓教于乐”的优良传统。这出小戏情节巧妙、诙谐幽默，让观众在轻松愉悦中感受人性的美好与生活的温情。这种“戏感”不是浅薄的搞笑，而是深植于人物性格与戏剧情境的有机幽默。正如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通过精灵的恶作剧探讨爱情真谛，莫里哀在《可笑的女才子》中以辛辣讽刺揭露社会虚荣，《赶脚》同样通过幽默的外衣包裹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它的诙谐不是脱离戏剧本体的附加品，而是从人物性格、戏剧冲突中自然流淌而出的生命活水。这种对“戏感”的精准把握，使《赶脚》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说教，实现了艺术审美与思想启迪的完美融合。

三位“00后”青年演员的出色表演，印证了“再小的戏也要显功力”的艺术真理。他们的场上表现不凡，即使是普通观众也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扎实功夫和艺术潜质。在中国戏曲“唱念做打”的综合艺术体系中，演员的技艺修养直接决定了艺术呈现的高度。从梅兰芳的“手眼身法步”到程砚秋的“水袖功”，历代艺术大师无不以臻于化境的技艺征服观众。《赶脚》中的青年演员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们的表演既有对前辈的继承，又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展现了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生命力。这种“功力”不是机械的技巧堆砌，而是技艺与角色、与戏剧情境的深度融合，是“技进于道”的艺术升华。

《赶脚》终评演出版的“干净”特质，体现了艺术创作中“减法”的智慧。编剧和导演对剧本进行有力裁剪，使演出时间更趋于“短”，节奏更趋于“紧”，观感更趋于“爽”。这种艺术上的自觉克制，令人想起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将绝大部分内容隐藏在水面之下，只展现最精华的部分。亦如中国画中的“留白”美学，“计白当黑，以无胜有”。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理念认为，当戏剧被剥离一切非本质元素时，其本质力量才能充分显现。《赶脚》的“干净”正是这样一种自觉的艺术选择，它削除冗杂，保留精髓，让戏剧的本质力量得以迸发。

《赶脚》的艺术成就引发我们对舞台艺术至高追求的再思考。真正的艺术高度不在于外在的宏大与华丽，而在于内在的丰富与深刻；不在于技术的炫耀，而在于精神的抵达。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倡导的“史诗剧场”打破舞台幻觉，追求理性思考；法国戏剧家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回归仪式本质，直击生命本能——尽管路径不同，但都在探寻戏剧艺术的本质力量。《赶脚》的成功正在于此，它通过精简的形式直抵艺术的核心区域，在有限的时空中创造了无限的艺术可能。

从《孝灯记》的一折到独立成戏的《赶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出小戏的蜕变，更是一种艺术理念的彰显——真正的舞台艺术至高追求，是在有限的时空中创造无限的精神可能；是在精简的形式中蕴含丰富的人文内涵；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的突破。当三位“00后”演员在舞台上挥洒青春，当传统的戏剧美学与当代的审美需求完美契合，《赶脚》便超越了单纯的戏曲表演，成为了一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象征。

小戏大境，艺无止境。《赶脚》的成功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提醒我们，在追逐宏大叙事与视觉奇观的当代舞台中，不应遗忘那些植根于传统、精炼于形式、深刻于内涵的“小戏”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当舞台艺术的追求回归本质，回归人性，回归精神的高度，即便是最小的戏，也能抵达最远的境界。这或许就是《赶脚》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启示——在艺术的国度里，大小不是界限，境界才是永恒的标准。（作者：王迎春，系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