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布隆迪粮食安全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杨华德获得该国总统恩达伊施米耶颁授的国家功勋成就奖。在过去8年时间里，身为中国援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组组长，他带领专家组在布隆迪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技术，成功将该国水稻产量由平均每公顷3吨提升至10吨。
记者：这是当时示范区的水稻田？
杨华德：看我这水稻长得多好。而这个是当地的，当地就长成这样，你看不到水稻的。
记者：这个和我们示范田的差别还挺大的。
杨华德：大得很。
2015年年底，作为第三批中国援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组组长，杨华德与另外7名专家首次踏上布隆迪的土地。
杨华德：我们到了之后，进行半年左右的调研，发现这个国家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占有土地不多，普遍粮食缺口很大。
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总人口1200多万，可用耕地面积只有130多万公顷，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技术落后等因素，农产品不能自给自足，长期面临粮食安全的问题。
记者：当时刚到布隆迪之后，给你留下哪些比较深刻的印象？
杨华德：最深的印象就是老百姓普遍没有饭吃，一天吃一顿或者吃两顿，并且饮食结构主要都是木薯和玉米这些为主体，很多人很穷，村子里面房屋很破旧，这是最大的印象。
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有关承诺，中方从2009年开始向布隆迪分批次派出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援助领域主要涉及水稻、农产品加工、水产、果树、畜禽等。初到布隆迪之后，目睹当地农民贫困的生活状况，让杨华德深受触动。
杨华德：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在读初中期间家里面特别穷，我们村里面水稻产量很低，低得很，我们县农业局派了一个技术员到我们村里面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年产量就翻了番。当时我的父亲就说这个技术员不简单，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要做个农业局的技术员，结果没想到真的就做了农业方面的技术干部。去非洲之后，我看到他们这样，他们没有饭吃，不能上学，我就感觉很难受，像我一样，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我应该作出一点贡献，我能够帮助他们。
经过前期调研，专家组发现布隆迪水资源丰富，光照充足，具备种植水稻的良好条件，但因为技术条件落后，产量不理想，水稻种植在当地并不普及。
杨华德：我们认真进行了分析，分析的结果我们觉得一个是品种使用水平低，它都是常规品种。
记者：种子可能有问题。
杨华德：对，第二个来讲栽培技术很落后，基本上农业种植靠一把锄头，没有其他的生产工具，还有它的病害非常严重，严重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没有收成。
因为长期在国内从事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杨华德深知杂交水稻稳定、高产的优势。半个世纪前，杂交水稻在中国率先成功研发并大面积推广，助力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解决了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杨华德和其他专家取得共识，决定在布隆迪试种杂交水稻。
从2016年4月，中国专家组从国内优选了7个杂交水稻品种，引进到布隆迪试种，虽然国内已有成熟的栽培技术规范，但是，因为气候条件的差异，这些规范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
记者：完全不能依靠国内的数据吗？
杨华德：没有办法，第一期做下来的结果是我们这个品种在四川全生育期是150多天，而在布隆迪是120天。
记者：缩短30天意味着什么？
杨华德：意味着整个栽培技术体系要进行调整，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也就是在最初试种杂交水稻的过程中，杨华德感受到当地民众对中国专家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
记者：之前去的时候很多农户其实对中国的这些专家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吗？
杨华德：因为这个国家接受了很多援助，他们觉得中国的专家跟其他国家的专家差不多，你可能也做不出什么成绩，但是后面他感觉到我们的品种整个生长和长势各方面的表现远远优于它当地的品种。他们就产生了好奇，很多时候那些老百姓就来观摩。
让当地群众感到信服的是，中国专家第一期试种的杂交水稻产量惊人。
杨华德：最高的产量是Y两优900，这个品种是一个超级稻，做到了13.86吨每公顷，以前这地方是2吨多。
记者：将近翻了五六倍。
杨华德：对，在当地就引起了轰动，他们觉得这个简直是太神奇了，像魔术一样。
为了进一步验证杂交水稻在布隆迪推广的可行性，并完善技术规范，专家组又连续进行了三期试种。
杨华德：非洲有一个调查性新闻叫金山调查，是非洲很著名的一个调查性新闻。这个记者来进行了半年的全方位的调查，最后收获的时候，记者一直追着我要采访我，我说我们中国人讲是做，至于做得怎么样，让其他人评述。
记者：行胜于言。
杨华德：对，他采访了农户，还有周边农户、当地官员、当地的技术人员，最后他发表了一个叫做中国杂交水稻在布隆迪的影响，全面的、正面的高度评价，布隆迪农业部部长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的产量在非洲创造了纪录，这必将记入布隆迪的农业发展史。
2018年年初，杨华德带领专家组完成了最后一期杂交水稻的试种，而此时，第三批援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的聘期已经结束，按照规定，他可以回国，但是他最终选择留下，继续承担第四批援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组的援助任务。
杨华德：第四期我们就想既然有这样好的产量、这样好的效益，如何把它变成现实，如何把它变为老百姓的增产增收。
记者：这个不会顺理成章自然过渡吗？
杨华德：涉及的制约因素太多了。我们要让农民认识到要让他接受，并且农民要种植杂交水稻，你要投入，农民穷得很，没有投入，没有钱。
201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布隆迪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两国在基础设施、民生等领域开展了更为紧密的合作。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专家组选择布隆迪布班扎省基航佳县林格四村作为示范村，启动了杂交水稻在布隆迪的示范推广。
记者：在国内我采访过一些农业专家，他会和农民们唠嗑，或者在田地里边交流，很容易成为朋友，但是在当地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怎么和当地的农户打成一片？
杨华德：最主要的是就是契合点的问题，你不用跟他讲多少，就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里面来，你就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你就有了希望。
记者：共同的利益目标。
杨华德：对，有的人说要实施项目非常困难，农民不配合。错，不是这个原因，是你的项目能够给他带来多大的利益，能不能够解决他关切的问题。
在林格四村，杂交水稻栽培技术的示范范围逐步扩大，最终发展到全村134户，种植面积达到48公顷，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专家组与当地有关部门合作，成立杂交水稻示范生产投入基金。
杨华德：给他提供种子、农药、化肥、除草剂，技术肯定是专家组提供，但是有一点，收获之后参与的农户必须把我们投入的这部分资金集中起来，作为下一季的投入。
记者：让它自我内部良性循环。
杨华德：对，这样就解决了它的可持续发展，资金的保障有了。
除了资金的保障之外，专家组还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对当地农民的技术培训上。
杨华德：每一期都对农民培训，种了几期之后，他不断地改进，不断地完善，两三年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技术农民。
记者：不仅授人以鱼，更重要的还是要授人以渔。
杨华德：对，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激发他自身的活力，不然你光是给钱，那是解决不了根源问题的。在援助这个问题上，中方的援助在资金上，跟西方，跟欧美一些国家比，那远远不如他们的资金，但是我们的效果是最好的。
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如今的林格四村已经依靠种植杂交水稻摆脱了昔日贫穷落后的面貌。
杨华德：现在这个村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了，全村实现了脱贫，修了很多的楼房，二层小楼起来了，失学孩子都回到了学校。
林格四村示范村的成功，为布隆迪农村经济发展以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希望，因此被布隆迪列为2018年国家重大成果。之后，在与布隆迪方面密切合作下，杂交水稻示范村的数量逐渐增多。
杨华德：如果全部靠我们专家组的力量是无法实施这么多示范村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选拔青年带头人进行培养，从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大中专毕业生中推荐，推荐之后经过我们专家组考核，最后我们选出了一批语言水平、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年轻人，我们选出了48个进行培养。
恩达伊克基是中国专家组培养出来的优秀青年带头人之一，他原本只是一名大学毕业待业在家的“90”后青年，经过中国专家组3年全方位培养，现已成长为布隆迪最年轻的政府高官和全国经济发展领导者。
记者：最初怎么选择他？
杨华德：我们2016年在选择试验地的时候，到了他们村里面，他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工作，也是农民的孩子，家里面很穷，但是他的英语水平很好，协助我们工作，我们同时教他怎么种杂交水稻，也教他工作经验，群众工作经验。因为农业技术推广，你要跟群众打交道，没有群众工作经验，那你也是不行的。
记者：这个特别重要？
杨华德：对，我们培养出来的学员各个方面的评价都很高。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恩达伊克基给自己的大女儿起了一个杨姓的汉语名字。
恩达伊克基：组长每天都在说你会帮助你的人民，你要努力工作，你将改变这个村庄，你将改变这个国家，他每天都这样跟我说。现在回想他以前说的话，看到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国家的变化，我明白了，我有中国专家的好榜样。
2020年初，第四批援布隆迪高级专家的聘期再次结束，而杨华德再次选择留了下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方位推进，中国和布隆迪两国的来往也日益密切。时至今日，在中国专家组的推动下，布隆迪杂交水稻示范村的数量已经达到36个，遍布该国的14个省份。
记者：你未来的目标是要做到多大？
杨华德：在这个国家全面推广杂交水稻，如果能够推广到十万公顷，基本上就把这个国家的粮食问题解决了。
记者：现在你觉得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杨华德：时间来讲，大概在2029年吧。
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发布的《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2年，处于危机以上级别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人口大幅上涨，达到了2.58亿人。而作为58个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的布隆迪，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人数却不增反降，从2017年的260万人，减少到2022年的140万人。这个成绩的背后，是杨华德带领专家组在布隆迪长达八年之久的奋斗，在他内心，这里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记者：但坦率地讲，在布隆迪生活，生活条件和国内比其实更艰苦一些。
杨华德：那肯定，生活上比较艰苦。再一个工作上来讲，确实工作任务很重，我们的工作任务很多是自我加压，我们有些内容，工作内容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
记者：为什么要自我加压，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呢？
杨华德：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完成项目规定的内容是基本要求，有这个条件，我们能给他们创造更多的价值，能够做更多的工作，我们愿意。
八年间，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专家组每一位成员也留下了不少人生中的遗憾。
记者：其实在工作、援助，还有家人亲情之间，也必然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可能甚至会失衡的问题。
杨华德：是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有个专家组副组长刘长辉，他的母亲去世了他也没能回家。包括我的小孩，我只有一个小孩，结婚的时候也没能回家。
记者：这是很大的缺憾。
杨华德：对，很大的缺憾。但是有一点，我们专家组都具有国家的那种情怀，我们工作累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六星期日。只要工作需要，像每年的春节我们基本上初二就下地了，就出差了，我们平均每个月基本上25天以上是在下乡，是在田间地头，但是大家仍然感觉到生活上是很愉快的。
如今，第五批援布隆迪高级专家的聘期已经结束，杨华德再次面临去留的选择。
记者：对你而言，现在可能又要面临一个新的抉择，专家组到期以后怎么办？
杨华德：下期我还要继续。
记者：还要留在布隆迪？
杨华德：对，还要继续，一个确实是能给他们办一些事，再有一个，我们这个项目也想真真正正在布隆迪创造一个典型，就是通过技术援助，中国的经验解决布隆迪这个国家的粮食问题，甚至脱贫问题。
记者：这是你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
杨华德：对，我个人追求的目标，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的，我们项目从设计来讲，也是按照这种思路进行设计的。
记者：但你又能得到什么呢？
杨华德：他们发展了，增加了中国援助的影响力，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我们看到他们改变了生活，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心里面也是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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