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纪念馆的展柜里，静静陈列着1941年发行的江淮银行币，以及一台重达千斤的铸铁抗币印刷机。斑驳的机身刻满凹痕，笨重的铁架早已不再转动，却像一位沉默的老兵，把那段烽火岁月牢牢压在展台之上。当年就是靠这样的机器，在敌人的封锁和“扫荡”中印出了根据地自己的钱。英勇的红色金融战士，正是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金融为民的壮丽史诗。

走近细看，那些泛黄的纸币上，油墨有些洇开，票面印着“江淮银行”“盐阜银行”字样，背景是木刻线条勾出的风车、耕牛、持枪战士，边角还有编号。展柜里的每一张抗币，具体从哪里来，今天已经很难一一说清。但在盐阜根据地，有一段关于抗币的来历，却是许多亲历者和地方史料共同记着的——那就是“水上印钞厂”的故事。

1941年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不久，日伪加紧经济封锁，伪币四处泛滥，根据地物资外流、物价飞涨。陈毅、刘少奇等决定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江淮银行在盐城率先成立，第二年，盐阜银行在阜宁一带诞生，发行抗币。根据地以手中掌握的公粮、食盐等战略物资和税收作为物资保障，抗币逐步成为盐阜根据地的本位货币。盐阜区行政公署发布布告，明明白白写着：抗币可以缴公粮、可以买盐、可以纳税。一张纸币的分量，就这样和根据地的物资捆在了一起。

可敌人不会让印钞机安稳转下去。1943年，日伪对盐阜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印钞厂被迫转移。工作人员把石印机、木刻版和一捆捆道林纸搬上小木船，划入射阳河、串场河交错的芦苇荡。敌人来了，就把机器沉入水中，用泥草盖住；敌人走了，再捞出来继续印。白天，他们装扮成渔民、农民，在河边打鱼、割草；入夜，才点上小油灯，在摇晃的船舱里摇起石印机。纸张被水汽浸得发软，印完要一张张摊在船板上晾干；夏天芦苇荡里闷热难当，蚊虫成群，冬天手指冻得握不住墨辊，就从破棉衣里扯出棉絮捻成灯芯照明。群众把这条小船叫“水上印钞厂”，也有人说它是“背包银行”。那些带着水渍的抗币，很多就是在这样的夜晚，从一条木船上流向集市、田头和部队的军需账本。

印出来的抗币要让人信，并不容易。起初，有些群众对一张纸能当钱使半信半疑。但日子久了，百姓发现，拿抗币真能换回粮食、盐巴和布匹，缴税时也认可，渐渐就把这薄薄的纸票子当成了自己的钱。信任，就在一笔笔买卖、一次次兑付里慢慢扎下根。到后来，反“扫荡”最艰难的时候，是群众用命护住了这些钱。

地方党史留存不少无名者的动人片段。不少妇救会干部曾把抗币和账册缝进棉被、衣物夹层，冒着遭敌人盘查拷打的风险守护根据地钱款。有的群众把抗币塞进衣角、鞋底，带着它们穿过封锁线，走几十里夜路送到指定地点。那一枚枚边角卷曲、带着体温甚至沾染血迹的抗币，已经不只是货币，而是根据地军民共同的命根子。

1945年底，新四军主力即将北撤，盐阜银行币需要兑换回收。按当时华中根据地的部署，阜东、阜宁、射阳等地设起兑换点。布告贴到村口，群众排着队，用攒了许久的抗币换回法币，也可以换成粮食、食盐。物资紧张，但根据地坚持一条原则：不让群众吃亏。有的老人后来说：“抗币没有白用，最后还换到了粮和盐。”这一兑，兑的不只是纸币，更是一份承诺。

从芦苇荡里的木船，到百姓衣物夹层中的守护，再到北撤前那一斗粮、一把盐的兑付，一枚抗币串起的，是一段关于信用与民心的历史。今天，那台重达千斤的铸铁印刷机和那些纸币早已不再转动、不再流通，但铁架上的凹痕、折痕里的油墨，依然在无声作答：新四军在盐阜大地立足，靠的不只是枪杆子，更是让老百姓信得过的一纸承诺。

盐阜大众报/我言新闻记者：苏新辉/文 胡国卫/视频

编辑：梁鹤龄 崔治国 王艺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