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虎’近来缺点精气神！”1949年2月，粟裕正优化东、中两大集团兵力配置，忽听这一议论，心中不由“咯噔”一下。

第二十四军军长王必成，是新四军有名的“王老虎”，所率第一支队二团是威震江南的“老虎团”。苏中七战七捷，车桥、莱芜、孟良崮战役，王必成部均建功显赫。“老虎”打盹，这可不是小事！经了解，王必成对第二十四军从东线调到中线过江心里梗着个结。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粟裕同虎将一直出生入死、心心相印。他直截了当给王必成发电：“你们二十四军是我们华野的老部队了，部队中多数人是江南子弟，我之所以安排你们二十四军从芜湖渡江，就是考虑到战士们对江南地形的熟悉，有利于作战。”

虎将悟透戎机，第二十四军听令而动，虎啸皖江。

三野第七、八、九、十兵团，共十五个军、一个特种兵纵队，以第八、十和第七、九兵团，分别组成东、中突击集团。2月12日，粟裕提出调整部分部队指挥关系，“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十、第八兵团，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指挥”。

跨建制调整部队并确定起渡点，既考虑到东线敌情严重，故将第七兵团熟悉苏中地形民情的第二十三军（原华野四纵），配置在东线靖江夹港、七圩港起渡，暂归十兵团指挥；同时又着眼中路突破万无一失，将第八兵团熟悉苏浙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原华野六纵），配置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过江，暂归第七兵团指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配置在中集团，所属第二十军主力熟悉苏南苏中情况，故将该军调整到东集团，隶属第八兵团指挥。三个军均为该方向渡江第一梯队，通过跨建制调整，实现了人地最佳配置。

1月15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发出战字第17号命令，令第六、七、八、十三纵队和渡江先遣纵队（五个支队）、江淮军区（二个旅），共十三个师、四十一个团，乘胜日夜兼程渡淮向南追击，使津浦、淮南铁路等重要交通线以及蚌埠、合肥等重要城市免受重大破坏，开辟渡江南进基地。陈士榘指挥先遣南下十几万大军连克蚌埠、合肥等重镇，为席卷江北、饮马长江作战略预置。

作为中国强渡江河战役历史之最，部队起渡点选择至关重要。

按照宽正面、有重点同时渡江总体战略设计，总前委选择起渡点，坚持地理水文相宜与革命老区加持统一，有意识安排部队回师与人民患难与共的根据地，以地利人和促使战斗力倍增。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领导一元化，粟裕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翌年领导军民胜利开展了反“清乡”斗争。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根据地人民功不可没。东集团三十五万人在江阴段三江营至张黄港一线实施渡江，部队重返苏中根据地如鱼得水。

十兵团渡江地靖江，抗战时属苏中三分区。当年，叶飞在陈毅领导下，在此参与指挥黄桥和车桥战役，还曾接替粟裕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叶飞1942年6月就指出，靖江是“大江南北之跳板”“苏中的门户”。次年4月，他召集靖江、如皋、泰兴、泰县独立团负责人，部署在靖新公路伏击伪十九师陈正才部。1949年2月，叶飞再披战袍任十兵团司令员，从济南星夜赴任泰州姜堰。

第二十三军前身是苏浙军区第三纵队。抗战之初，陶勇带领这支诞生于江南的游击武装，以五百挑子规模推车挑担过江，跨江奏响东进序曲。1944年12月，第二十三军前身部队以师级规模从江北打回江南。日本投降后，苏浙军区第三纵队从驻地宜兴北撤，乡亲们含泪叮咛，一定要打败蒋匪军，早日打回江南来！如今，由不足六千人的第三纵队整编而来的第二十三军三万多将士，即将由靖江第四次过江重返江南，兑现了“一定要打回来”的誓言。战士们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睡上用金黄的稻草打的“金丝被”地铺，为故乡和第二故乡父老乡亲骑鲸踏浪飞跃天堑的豪情油然而生。

陶勇原名张道庸，自幼丧父给人放牛，参加红军后骁勇善战，曾任红九军教导师师长。1937年3月西路军受挫后，张道庸身陷囹圄，经组织营救出狱后，入延安抗大学习，后南下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团长。陈毅素知“道庸不庸”，取战将名字谐音为其改名陶勇。陶勇先后任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等职，素以“拼命三郎”著称。

2月20日，陶勇一到新丰市，即派一个班骑马到上四圩港，把长江工作委员会书记俞迺章接到军部。1948年9月，为迎接我军渡江，华中一地委组建如皋、靖江、泰兴三县长江工委，俞迺章任书记。当年，陶勇任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驰骋江南，与澄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俞迺章相熟。1942年夏，日伪在澄西“清乡”，俞迺章带短枪队转至江北靖江西沙，新四军北撤时曾配合陶勇部渡江。久别重逢，两位老战友紧紧相拥，陶勇喊道：“我的县太爷，新四军北撤咱就在一起，大军南下又在一起了！”俞迺章噙着泪花说：“听说你陶军长要在这里过江，我开心得不得了，天天盼你来！”

陶勇把军领导同志介绍给俞迺章，又让通信营马上给他和俞迺章住处架设直通电话，笑道：“有了电话，找你县太爷就方便了！”

两人落座后，俞迺章说：“你们军渡江这一段，地形和敌情最为复杂。从七圩港到天星桥，江面最宽处近二十里，江中十个沙岛既有土顽，又有国民党江防卫队。”

“你们长江工委前期都做了哪些工作？”陶勇急切地问。

俞迺章说，工委组成七个工作组，对敌开展策反工作，其中在中心沙岛争取了李明扬手下的参议、当过旅长后弃官回岛的张松山，在利港镇守军争取了副排长毛勇。驻守中心沙岛的国民党军加强榴弹炮营编有四个连，工委分工联系张松山和他手下营长的俞叔度，还要负责整个十兵团渡江地段的情报工作，开展工作势单力薄。他建议，请军长派个可靠且精明的营、团级干部，去中心沙岛直接掌控局面，确保这个江心岛成为我军过江跳板。

陶勇笑得合不拢嘴，“好！好！我的太爷，你们可真不简单呀！”他和几位军领导一商量，决定派营长潘其荣上岛。陶勇当面给潘其荣交代任务，让机关给他准备了几十两黄金做活动经费。

第二天，俞迺章把工委在各港口和夹江到上四圩五个工作组负责人，工委情报站长和渔民骨干请到军部与师团领导座谈。陶勇明确师团与属地工委工作组挂钩关系后说：“工委的同志有事就找驻军师、团长，他们办不了，就找我陶勇！部队有事就找工委工作组组长，他们解决不了就找俞迺章同志。总之，咱们军政一致，军民一心，密切合作，坚决完成渡江作战任务，打个漂亮仗！”

军部出台规定，凡支援军里渡江的船工、渔民，每人每天两斤米、两斤菜，油盐各五钱，一星期吃一次肉，会喝酒的每人每天半斤泡子酒，缺衣少被者一律补齐，生病的团卫生队负责诊断治疗。消息传出，工委干部十分高兴，船工、渔民踊跃报名支前。

陶勇要部队请工委介绍地方支援渡江情况，讲民情、敌情和长江航渡常识。俞迺章在发动各级为部队找船的同时，还发挥自身优势筹船。1942年，俞迺章从江阴转来靖江，针对当地渔民多是外来户，习惯于参加帮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的特点，便打着“新四军六师”的旗号，以新成立的灰色帮会组织“新生社”为掩护，自己出面充任“老头子”广收徒弟，很快吸收了大批贫苦渔民。工委发动“新生社”社员滚动发展、迅猛扩张，很快吸收了几千名新社员，俞迺章提出找船后,运河和里下河两岸，洪泽湖、高宝湖、邵伯湖、崇明岛等湖区水乡，新老社员顺藤摸瓜、以人找船，不到两个月筹船一千七百八十三条，还从所属沿江三县征集上千名向导。

陶勇到江边转了转，发现征集的船只大部分都很破旧，便和俞迺章商量，自己出面跟地委联系解决修船原料和工匠，军地一起督促检查把征集的船修好。渡江指挥部和地委从苏北筹集了木材、竹子、桐油、石灰、麻丝、钉子等修船材料，集中能工巧匠日夜突击，3月底把征集的船只全部整修完。工匠们还和指战员一起，用芦柴、竹管扎成三角形救生圈，用木材扎成四米宽、十米长的木排，装上汽车引擎，垒起棉花胎，制成三十多艘土“炮艇”。

3月中旬，俞迺章又找陶勇说，中心沙岛光有潘其荣还不够，最好再派个团长或副团长过去。陶勇又派陈副团长上岛做炮营起义工作。俞迺章让人在七圩港买了四十多头猪，让陈副团长带人将猪赶到中心沙岛张松山在江北的家中，跟他接上了关系。

西集团三十五万人，部署在刘邓经略过的皖江西部。刘邓大军由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发展而来，第一二九师的底子是从大别山起家的红四方面军，战将陈再道、王近山等都是大别山人。将士中不乏大别山子弟，十分利于部队立脚生根。二野为主组成西集团，第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老部队重返大别山根据地，并将望江以西作为南渡的进攻出发阵地，可谓占尽地利人和优势，进退裕如。

地处皖中的无为县（今无为市），是中集团主要起渡点之一。无为古风悠长，当年取“思天下安于无事，无为而治”而名之。无为的母亲河是濡须河，其渡口濡须口即今之裕溪口，古来向为北岸南渡之要津。民风淳厚的无为又是革命老根据地，新四军四支队、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新四军第七师，都发祥于这片热土。

暮霭四合，一灯如豆。一位农妇将两片风干的熟鹅肉，放到寄养女童何生的碗中。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无为均建有保育院，接收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保育儿童寄养在保育员家中。何生的父亲是中共皖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何伟，母亲是中共无为县委书记孙以瑾。1943年3月，为应对日伪日益严酷的“清乡”“扫荡”，何伟夫妇把尚未满月的女儿何生送往保育院寄养。1944年何伟、孙以瑾去延安后，孩子留在无为。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寄养群众家的新四军后代已难以生存。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李丰平之妻文芸，将何生转至丈夫任无巢地委书记时熟悉的房东——巢湖银屏小李村邹广发家，匿居山乡的何生得以幸存。

1948年秋，何伟任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率部支援主力部队作战并在铁路沿线剿灭“座山雕”等土匪，传奇经历使他成为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何政委原型。直到1950年3月，何伟才把何生接到天津。1963年，何伟从外交部调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他以源于皖江根据地的炽热情怀，发现并扶持赈灾为民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1965年11月，已出任国家教育部部长的何伟偕妻到无为调研，听说当年保育员为养育何生，亲生儿子病饿而死，当场落泪。何伟夫妇赶到保育员家，两对暌违二十多年的夫妇抱头痛哭。从此，何伟、孙以瑾北京家中，多了一户来自皖江根据地的亲戚。1973年，何伟病逝。遵其生前遗愿，何伟骨灰一半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半安放在他和妻子曾经战斗过、孩子得到人民养育的无为。

渡江战役中，第三野战军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军二十万人马，均从无为临江坝、姚王庙、神塘河、泥汊突击过江。由此起渡除便于过江和与东集团东西对进钳击南京外，还因为无为是子弟兵不能忘却的娘家。中路渡江部队一马当先突破长江天堑，大军云集的无为最有为，无为涌现的支前功臣模范亦属最多。

南米北面，南船北车。北方陆地猛虎抵江，不约而同患了“恐江症”：“江无底，海无边，秤砣落底掉三天”；“长江蚊子半尺长，叮一口就冒血浆”；“长江无风三尺浪，有风大浪蹿天上”……

1949年1月11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一般说来，打过长江虽都知道一定要去，而且很快要去，也知道惟有打过长江才是正确的。但北方人到南方，确实具有恐惧心理。过去每次向南行动，总要逃亡几百人，所以过江动员仍是一个艰巨工作。”

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要求政治工作拒绝一切花拳绣腿；封喉之役的思想教育，首先要保证官兵“思想渡江”。邓小平历来重视部队教育管理。1938年1月第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一位屡立战功的老战士酒后奸污驻地一名抗属。邓小平不顾部队和群众求情，将其处以极刑，并亲自讲话警示教育官兵；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之初，警卫连副连长赵桂良未经店主同意，拿了店里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为严肃军纪，邓小平不顾督办此事的副政治委员张际春求情，召开公判大会，按“约法三章”枪毙了赵桂良。1949年1月初，邓小平亲自组织宣传部编写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两部政治教材。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指示，邓小平要求部队普遍进行城市政策、新区政策教育。现在，邓小平又紧盯过江动员中官兵恐惧心理问题的解决。

三野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和政治委员郭化若认为，一些官兵恐江畏水，很大程度是缘于无知。他们要求各级组织部队到江边“看水”，到群众中“访水”，请船工“讲水”，扯下传言和心理因素给长江蒙上的神秘面纱。针对官兵对国民党军舰的顾虑，请懂行者介绍舰艇作战特点和性能，广泛宣传我军一些小分队先行渡江的成功战例和经验，指导部队把开展江情教育同渡江训练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渡江作战训练针对性，增强官兵敢打必胜信心。

临战水上训练是消除“恐江症”最好的解药。为把陆地猛虎变成水上蛟龙，3月初，部队请渔民和船工指导官兵在冰冷的桃花水中学游泳、学救护、学堵漏，自制救生器材。水上作战动作演练，重点练习射击、打敌舰、登陆、滩头阵地防御。技术训练完成后，接着训练渡江队形、指挥联络，以及步炮战术协同。

官兵在浪里纵横翻飞时，想起那些恐江传言，不禁哑然失笑。

渡江催生的热词“就粮”，成为决策部队行止和驻屯的重要着眼点。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先赴徐海地区整训，就是为了避免长时间集结江边，致当地粮食供应紧张，或北粮南调靡费甚巨。参战部队和民工五个月需粮四亿五千万斤，而华东支前委员会仅有一亿三千万斤，中央拨给九千万斤，苏北支援一亿斤，其余一亿三千万斤由江淮和皖西征借补足。东集团渡江部队两淮休整期间，粮食由淮阴、盐城两专区为主就地征粮供应；3月部队南下后，由扬州、泰州两专区为主供应，盐城、南通两专区支援。

1948年12月，苏皖边区一行署给靖江下达预借五百五十万斤公粮任务，限次年1月15日前完成。由于靖江尚未完全解放，虽经广泛动员，实际借粮四百零一万斤。1949年1月上旬，一行署再电靖江县委催征粮食。2月，华中一分区又要求靖江县征集三百五十万斤大米。3月，华中一地委和支前司令部再给靖江追加三百万斤公粮。靖江县委书记汪青辰回忆：“当我表态接受任务时，我说话的声音是颤抖的，手也感到颤抖。”这个土生土长的县委书记知道，为了支援向江南进军，靖江人民已经倾其所有了，不断增加的征粮任务，带给他们的是怎样的不能承受之重？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汪青辰传达上级追加公粮的指示，“到会同志的面孔表情都是严肃而坚定的。他们都在日日夜夜地紧张工作，满面风尘，是相当疲乏的”，但“没有一个同志讨价还价。我们大家都知道完成这项任务的伟大意义”。

靖江人口不足三十七万，驻有第三野战军四个军近二十万渡江部队。根据作战部署，东起张黄港，西至七圩港，第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三军从东到西依次并肩南渡，二梯队第三十一军在后跟进。汪青辰回忆，当时，第二十三、二十九军各有三万三千多人，第二十八军有五万四千七百二十五人，另配属一个炮兵团。春荒时节，百姓宁可吃野菜树皮和“观音粉”（用孤山嫩石磨成），也把家中粮食甚至过年才舍得吃的米糕、米粉拿出来。仅靖江就调度给各军四千二百万斤大米，一百一十万斤杂粮，四百万斤军草。

据苏皖一专署1949年2月借粮总结载，所属七县靖江征粮任务最重，且“为1947年恢复区”，“农民受地富复辟及蒋匪榨取为深”，“太和、孤山、长安、蒋华等区敌人扫荡抢掠，蒋灾较重”，蒋华区通太乡“去年全乡被敌抢掠九百石粮”，“连以前农民底财都抢光了，类似乡的全县有十余个”。“农民到去年夏熟（粮食）才到手”，“去年一年收入交了前年秋征、去年夏征、秋征和借粮四次任务，群众反映‘今年缴了四次公粮’”。

汪青辰受领任务时那声音颤抖的承诺，令江畔弄潮的子弟兵眼圈红了。鲜活的教材进入随机教育，部队练兵动力如潮奔涌。

“好草喂战马，好米做军粮。”那个青黄不接的春天，多少纯朴善良的人民将他们的腰带勒了又勒，捧出了贵比生命的粮食？

泰县溪北乡小学教师周古平，在借粮动员会上说：“我本来准备今年娶老婆，现在决定今年不娶，把以前欠的粮交足，按照田亩标准借粮，再超过一百斤，等把蒋匪军消灭掉再结婚！”

泰州商会记录，“自觉献粮者计四十家，总共献米二百二十八石，现已缴库二百二十九石，内有元大桐油店还加献了壹石”。

最大规模的外线出击，最大限度地内线发力，据统计，苏北、皖北两区共为渡江筹粮三亿四千多万斤，支前民工则以千万计。除十六个随军长期民工团二十余万人外，鲁苏皖还动员三百二十万临时民工支前，其中山东胶高县（今青岛市黄岛区）支前民工大队，在我父亲带领下转战至东集团主要起渡地靖江。2008年，我到医院看望病重的父亲，他指着正播放一部军事题材电视连续剧的荧屏说：“陈毅！陈毅！”这一天我始知，在孟良崮、淮海、渡江战役中荣立一、二、三等功的父亲，当年是陈毅亲手将一枚一等军功章别在他的胸前。时逾七十年，两代人为渡江南进跨时空交集于长江，战争与文学的双重交响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