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25日晚，陈毅、粟裕奉命星夜急赴城南庄，那时陈毅尚不知道，此次毛泽东一定要他与会，与他工作调动有关。

2月间，刘伯承、邓小平鉴于中原财经问题严重，“对今后大军供应已无办法。而沙河北岸已有灾民二百余万”。解放区发行的钞票与法币比值不断下降，如不解决，“军队供应与人民生活均将产生严重危机”，“建议邓子恢同志统一主持中原各区首先是三部分野战军的财经事宜”，4月2日，刘邓再电中共中央并陈粟：“仍切望子恢同志来加强中原局领导，主持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

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经济部长，是兼资文武、熟稔财经和土改的一员大将。

刘邓获悉陈毅支持粟裕向上建言，4月20日再电中共中央，坦言中原局领导力量极嫌薄弱，三部分野战军在二十万人以上，如粟裕迟出则达三十万，建议以陈毅为中原局第一副书记，组织中原军区，对陈毅到中原担任的军职，电报提出三个方案：一、以陈毅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二、陈毅为军区与野战军第二政委；三、陈毅作军区第二政委兼野战军政委。刘邓建议，“不管哪种形式，陈毅同志华野职务不变”。

毛泽东接电后批示：“朱、刘、周与陈、粟、薄、李商复。”中共中央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粟二人日内可到阜平和我们会商行动问题及你们提出的中原机构组织问题。”

5月5日，刘邓三电中共中央：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现在中原局的能力实难胜任，建议请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陈毅、小平分任第二、第三书记；陈毅兼军区第二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如暂留中原，则兼军区副司令员及野战军司令员。

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敲定了中原局班子配备。5月7日，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粟裕愣住了。他无法想象，一旦有兄长之风的陈毅抽身而去，华野将如何？自抗战以来，陈粟在南北转战中已结成“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共同体。有陈毅这个后盾和靠山，粟裕才能心无旁骛专司战役指挥。华东雄师素来藏龙卧虎，每当战局扑朔迷离、战况一波三折时，偶有桀骜将领“尥蹶子”，陈毅便一声令下：“粟副司令员的指示就是我的意见，服从命令，执行！”一场风波霎时云收雨散。眼下，歼敌江北压倒一切，华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陈军长主持大局。粟裕由衷恳求：“华东离不开陈军长！”

毛泽东沉吟道,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和邓子恢到中原工作。

粟裕见米已成粥，提出保留陈毅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

粟裕二让司令的高风亮节与坦荡无私，令毛泽东感慨不已。

1945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同意粟裕留任华中任司令员”。14日，粟裕看到中共中央关于自己任苏皖军区司令员、刚从延安返华中的张鼎丞任副司令员的命令，即建议华中局，请党中央任命老首长张鼎丞为司令，自己改任副职。华中局未采纳这一建议，拟向部队批转中共中央任命电。粟裕遂连夜起草电报，向中共中央恳切陈述自己的理由，15日将电报发出。

中共中央没有采纳粟裕的建议。27日，根据党中央批复，华中局再次宣布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当天深夜，粟裕再次给中共中央发出请求改任副职的建议电。29日，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采纳粟裕建议，“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粟裕淡泊名利全局为重的高尚品德，在组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中产生了良好示范效应。粟裕“一让司令”被传为美谈。

此刻，毛泽东沉思有顷，说道：“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中原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

粟裕不再坚持，渴望兑现歼敌江北诺言向党中央汇报。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辖区范围，明确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到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通知确定了中原局、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组成人选：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二、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

当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告刘伯承、邓小平：“会议详情，托陈毅同志面告。陈毅大约于辰哿开完一、四、六纵队团以上干部会后，即将偕同子恢经太岳转往豫西与你们会晤……”

5月11日，朱德在陈毅、粟裕陪同下抵濮阳视察华野，先后听取了叶飞、王必成、陈锐霆汇报，与一兵团师以上干部谈话并参加团以上干部会议。陈毅在会上作了《向朱总司令员学习》的讲话。朱德报告的主题是动员“钓大鱼、打五军”。国民党整编第五军是华野一兵团最强劲对手之一，也是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中央军委必欲除之的心腹之患。朱德启发大家，要善于运用“钓鱼”战术，迂回曲折调动和摆布强敌，使其疲于奔命而后围歼之。

总司令亲莅濮阳视察，还影响了一位华野小成员的一生。据粟裕长子、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戎生2023年9月12日回忆，当时六岁的他提着饭盒到伙房给爸爸妈妈打饭，在街上碰到一位肤色黝黑、面如方田的爷爷，手拎一管枪，后跟一个小战士。听到树上有鸟的啁啾声，状极威武的爷爷手起枪响，一只鸟应声落地，另一只鸟扑棱一下翅膀，滑落在附近小河中。小战士立刻跑到河边，把鸟捞了起来。小戎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急忙跑进伙房，气喘吁吁地问炊事班长：“叔叔，街上那个拿枪的爷爷是谁呀？”“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呀！”半个多世纪以后，粟戎生在集团军和大军区领导岗位，还时常以当年亲眼所见，以及父亲带他和弟弟打枪时，首发便将五十米外的半个乒乓球击碎的事例，教育部队官兵：“他们作为高级指挥员，尚能一枪俩鸟、一弹碎球，我们作为基层战斗员，手中的家伙什不能弹无虚发、百步穿杨，你好意思吗？”

陈毅知道，朱德的濮阳之行，显然有中央高层关注南线两区班子调整的深意所在。陕北归来，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景已是晨曦初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任过红军第六军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的陈毅，抗战国共合作时又降数职低配，任新四军旅级支队司令员。在生死已成寻常事的戎马生涯中，他早已适应了革命需要的进退去留。此次履新既可加强广大区域的领导力量，又利于两大野战军融合，便于由华东选调中原的数千名干部的融入和管理，堪称中原破局的顶层战略预置，何乐而不为！陈毅心中眷恋与期待交织，渴望转向新的战场。

5月18日，朱德结束视察华野离开濮阳前，陈毅将孟良崮战役缴获的张灵甫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一套用飞机铝合金制作的折叠小桌椅送给总司令。朱德一直保存着这套桌椅，直到1976年6月逝世前二十天，才亲笔批示将其捐赠给西柏坡纪念馆。

中央军委5月21日电示，陈毅、邓子恢要等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来，一起研究华野后方机构精简整顿方案后，再行西去。陈毅把华野首克许昌缴获的一件美国舶来品，托杨立三代交周恩来夫妇，并挥毫给“恩来、小超”修书一封：“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临行清理行李，有一架很好的收音机，用交流电最好，用电池则太笨（重六十多斤），特托立三同志带上，奉赠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两夫妇可在屋内跳舞。”

周恩来收到陈毅捎来的信和收音机，感到信中透露的信息需中央掌握，便将信封上“烦代呈周副主席、邓委员启外一架收音机陈缄”等字画三道斜杠勾掉，在左侧写明“陈毅来信传阅毛刘朱任退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阅信并退回后，信中“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一句话旁，新添毛笔勾画的一条粗杠。

有了这台收音机，周恩来及时了解国内外动态和信息方便多了。平津战役前，蒋介石和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就是根据中共北平地下党提供的情报和这台收音机，及时获取信息并采取措施有效应对的。

周恩来将这台收音机从西柏坡带到北京，1960年交养女孙维世保存。1977年4月，西柏坡纪念馆征集这台收音机，中国革命博物馆也欲收藏。邓颖超说，这台收音机是恩来同志在西柏坡用过的，还是给西柏坡吧！当年6月28日，孙维世妹妹孙新世代表邓颖超，将收音机移交西柏坡纪念馆，如今已成国家一级文物。

1948年1月中旬，跃进千里的刘邓大军已创造鄂豫、皖西、桐柏、江汉四个解放区，豫皖苏与大别山连成一片，黄河、汉水、淮河成为解放区内河。3月24日，刘邓分率野战军后指、前指，会合于皖西北临泉。29日，刘邓率主力转出大别山进入淮北，4月底迁驻豫西宝丰，与陈谢和陈唐兵团会合，揭开了统一指挥中原大兵团机动作战序幕。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

5月30日黄昏，陈毅、邓子恢率华东支援中原新解放区的四千七百名干部，由河北馆陶渡口过卫河，经邯郸越太行山抵晋城。陈赓率警卫部队在此迎候。陈毅渡黄河入中原，中野各纵主将齐集洛阳欢迎。正是“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的孟夏，田畴满目金黄，部将热情似火，这不禁使置身中原腹地的儒将心驰神往。陈赓陪同陈毅视察了二十多天前陈谢兵团和华野三、八纵队解放洛阳交战最炽处，汇报了步炮协同攻坚作战战法。

攻克洛阳炮弹消耗甚巨，引发陈毅感慨。联想此行在馆陶渡口为人力绞渡所阻，太行山中又见华北为前线输送粮弹的交通干线崎岖狭窄，遂触发三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战争经济学思考。他连夜找曾留学日本的邓子恢计议，两人交流酣畅时草成《支前与生产结合经验介绍》一电，联名发给中央军委和华北局。6月14日，陈毅、邓子恢到达中原军区驻地宝丰县商酒务地区皂角树村。

中野首长对陈毅、邓子恢加盟中原盼望已久，刘伯承、邓小平在村外迎候远道而来的陈毅和邓子恢。刘、陈、邓自1945年8月25日从延安乘美国军用飞机抵山西黎城后，即各奔东西。时近两年再度重逢，又从昔日亲密协作的友军，成为一个锅里摸勺子的战友，自是喜不待言，彻夜畅谈至东方泛白。

1948年6月17日起，陈毅给中野首长机关和附近部队团以上干部，传达毛泽东1947年12月以来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为期三天，是陈毅近年来所作时间最长的一次报告，内容之丰富、全面、生动，令中野广大干部耳目一新，大呼解渴。

陈毅报告中讲得最酣畅、最透彻、最有深度的，是外线作战问题。他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诱敌深入，放敌人到苏区内部来打，绝不只是布阵伏击的战役问题，而是人民战争性质的战略问题。敌军强过我军，我军必须加上苏区群众的力量，才能压倒敌人的优势。解放战争第一年也是如此，蒋军在数量、装备、技术上优胜于我，我军采取内线作战，使蒋军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我军以空间换取敌军有生力量，掌握着主动，削弱了蒋军，壮大了自己。他转引毛泽东的话：“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进攻的伟大胜利，才敢讲夺取全国胜利。”他指出，这是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作的高度评价。挺进大别山取得的在新区如何建设解放区的全面经验，直到中原局的“六六指示”，对于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和在全国各地争取作战及建设的胜利，都是无价之宝。

中野广大指挥员回首战略进攻逆转解放战争形势来之不易的局面，觉得自己部队受到的损失，其实从全局来看是“一本万利”，遂由衷感慨：“我们丢的是几门大炮，得到的将是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