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1947年3月18日晚离开延安，在陕北的沟壑梁峁间辗转迁徙六个多月，于9月23日抵达葭县神泉堡，在这个小小的驿站停了下来。

黄河自莽莽昆仑集流汇溪，一路东向遇吕梁山掉头南下，左晋右陕中分黄土高原，形成七百二十多公里的晋陕大峡谷。坐拥“明五暗二两厢六”窑洞群的神泉堡，即嵌于黄河中游晋陕峡谷西岸。

陕北转战半年，这个马背上的司令部指挥千军万马，于南北两线绝地反击，解放战争由此翻山过坳、扭转乾坤，呈现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喜人局面。三周前，9月1日，毛泽东在葭县朱官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方针指示：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当其时，中外许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内战爆发之初处于战略防御态势的人民解放军，正全力出击外线力促攻守转圜，开始从全局上实现与国民党军的强弱易势。而扭转历史车轮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运筹于交战双方大本营的战略。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周恩来时问：“你对蒋介石如何评价？”面对来自大洋彼岸著名记者的提问，曾经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回答：“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自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到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革命的每一段历史，都令人信服地印证了周恩来对他的这一评价。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天空，有两颗并不对称的行星，于风云际会间留下高低互见的轨迹。

回首毛泽东和老对手蒋介石沙场鏖战的历史，每每发现，蒋介石虽然在战术上经常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如在辽沈和淮海战役中，把诸多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兵团填进覆灭的陷阱，但在战略上，有时也能达到与毛泽东对话的高度。

1946年6月24日，蒋介石终于撕下“和平”的假面具，公开宣称“四十八小时以后将有惊人之举”。两天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围攻中原军区部队，打响了全面内战第一枪。

这场典型的非对称战争，国共双方的经济、军事实力均不可同日而语。1945年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占领军司令官时，指定蒋介石唯一享有在中国受降的权力。国民党从日军手中接收火炮一万二千余门、舰艇船舶约一千四百艘、坦克装甲车五百四十三辆、机枪近三万挺、步枪六十八万余支、手枪六万余支、战马七万匹、子弹一亿八千发。这些武器足以装备八十个步兵师、十个炮兵师、六个骑兵师、七个装甲团。接收军舰的排水量，相当于抗战前国民党海军全部舰只总吨位。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拥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总兵力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共军队仅一百二十七万人，武器装备和保障均相形见绌。

蒋介石挑起内战之初，曾大言不惭地宣称，只需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取得胜利。1946年10月1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

同一天，南京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也对《中央日报》记者夸下海口：“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

历史确曾让国民党狂妄了一把。是年底，解放区版图大变：苏中和豫皖解放区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失去四十六座县城；张家口承德失守致关内外联系阻断，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侧后处于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之下。西北彭德怀部，华北刘伯承和聂荣臻部，山东陈毅和华中粟裕部，东北林彪部，均被压缩在狭小区域。

不过，历史见证了中共武装力量的逆势生长。

内战爆发三个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一百九十三个旅，被歼二十五个，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武装，改称人民解放军。

内战爆发六个月，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宿北反击，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二万一千人，鲁南战役又歼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和快速纵队五万三千人；晋冀鲁豫野战军继巨金鱼战役歼敌二万八千人后，汾孝和豫皖边战役再歼敌二万八千人。

失地存人的解放军非但没有被“打垮”和“解决”，反而由战争初期的一百二十七万人，迅速增长为二百二十三万七千人，并在大兵团协同作战中，获得了对敌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宝贵经验。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以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余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五天后，毛泽东踏上转战陕北征程。

彼时中国，权倾东南，势蕴西北，黄河犹如战略大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国共双方的战略对弈棋布星陈、金鼓连天。

在“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南京，阔居高堂华屋的蒋介石，以“黄河归故”构筑从风陵渡到济南上千公里正面上的“黄河防线”，以此代替“四十万大军”遏阻我军，在南线实施中间防御两翼进攻的哑铃形“黄河战略”，维持陕北和山东的强力攻势。

而在陕北靖边小河村，蜗居窑洞的毛泽东已熟筹破敌之策。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实功者，常于西北。”从东南转至西北的中共龙兴之势，印证了西汉司马迁揭示的历史轨迹。移师陕北十载，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赓续了当年在江西瑞金铸造人民共和国雏形的探索，极目大河上下，科学分析中日两国国情国力，石破天惊提出了震动中外的持久战理论，攀上了战略创新高峰。

在战争的大棋盘上，战术家弈子，战略家弈势。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南线和北线战略计划，决策“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北线夺取三路四城”。毛泽东驰电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决定由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形成南线作战的基本力量盘。11月21日，毛泽东提出：“过去至今已歼灭了三十八个旅”，“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

执政资源在彼，军事经济实力取弱，即使与国民党不在一个重量级的战争初期，毛泽东战争图景设计仍着眼“长江以南”。

毋庸讳言，实施“南进战略”是一次惊险跳跃。局外人很难揣度的是，国共博弈的焦点是战场摆在谁家地盘，交战双方由谁“管饭”。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把战场摆在解放区，打上个一年半载，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和民夫，单是人吃马喂就把解放区吃垮了。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还在井冈山反“围剿”时，他就针对蒋介石“以吃代兵”把戏，提出内线依托根据地大量歼敌，同时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实施反攻。陕北过招，毛泽东照旧依计而行。

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夕，中央军委决定，驻陕北部队和地方武装二万六千人，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敌我兵力悬殊以十倍计，毛泽东却誓言不打败胡宗南，决不离开陕北！3月29日，清涧县枣林沟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共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改称“昆仑纵队”，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纵队司令任弼时取职务谐音化名史林。4月13日，“昆仑纵队”转移至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改称“三支队”。

7月10日，毛泽东在小河村代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高岗电，掀开了大军南渡构想盖头：“第二年我军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

这一计划，勾勒了南进战略两翼齐飞构想最初的轮廓。

转战陕北途中，一个袖珍版图书馆与马背上的司令部并辔而行。便携式木箱中，毛泽东延请的战略大师各领风骚：孙武的《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挥师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

6月8日晚，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根据电台测定方位，兵分两路扑向毛泽东所在的王家湾，进至附近不足十里的寺湾村我军才发现。毛泽东率仅有四个警卫连的“三支队”冒滂沱大雨转移，天色微明来到毛乌素沙漠南缘靖边县小河村。丹霞地貌岩壁夹峙的小村隐于谷底，杨柳扶疏中，两条小溪绕村东流。毛泽东一行刚想歇脚烤衣服，侦察员来报，敌已窜至十几里外的王家湾，于是再度启程西移。10日，又是一个风雨之夜，支队司令任弼时下达三条命令：不准说话；不准打火抽烟；用绳子捆住牲口的嘴不让它叫。毛泽东骑的小青马马掌磨坏，他心疼自己的坐骑，一路下马徒涉。雨夜行军中，向导迷了路，任弼时急命另寻向导。行至墩儿梁，前卫部队与刘戡部两千多人迎头相撞！隐蔽沟底的毛泽东，已听见敌军长官的叱骂声和骡马嘶鸣。“嗒嗒嗒”，突然，敌军向沟底扫射。指挥员判断敌系虚张声势，未下令部队还击，避免了一场兵力悬殊的遭遇战。毛泽东及“三支队”在天赐湾居留七日，又重返小河村。

7月21至23日，周恩来、任弼时，与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王震、贺龙及远道而来的陈赓等十四位在陕精英，于“小河会议”上一睹毛泽东擘画的宏图：“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同他决战。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他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蓄势反攻的战略布局开始浮出水面。“小河会议”期间，毛泽东于23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谭和华东局电：刘邓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陈赓纵队“并指挥太行纵队、五师、三十八军共七万余人，8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陈士榘、唐亮所部以一部钳制邱清泉、吴绍周，“放手歼击陇海线上及其以北地区分散孤立薄弱之敌”；“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29日，毛泽东又电刘邓陈粟谭等人及华东、邯郸局：“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制通令，嘉奖刘邓大军鲁西南战役大捷，通报全军是役“歼敌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五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当日，毛泽东又代中央军委起草三个A级电报，再电刘邓陈粟谭、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并告陈谢彭：“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此电预示着，中共中央已经做出战略决策，不等敌重点进攻被完全粉碎，也不等我军在数量上超过敌人，果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此前，1947年4月27日，中央军委即发出指示，要求在冀鲁豫边及晋东南方向预备船只，准备南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对于战略进攻，毛泽东有着深邃认知和独特敏感。

1942年10月上旬，斯大林格勒战局悄然生变：6月28日开战后攻势如潮的德军颓势乍显，处于战略退却的苏军一部突破德军包围。这一细微变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他断定，苏德双方攻防开始转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机已在眼前。他接连给《解放日报》写了三篇社论，第一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阐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果然，到1943年2月2日，此役收官时终结了德国南方集群自1941年起保持的攻势局面，成为扭转二战东部战线局势的转折点。然而，二战同盟国从防卫作战转向战略性进攻，是以苏联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第八集团军歼灭隆美尔统率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近六万人扭转北非战局，美军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毙伤日军二万五千人，苏、英、美三大战役胜利导致与轴心国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后发起的。而直出大别山，则开创了世界正义战争非优势条件下展开战略进攻的先河。

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挥师取得鲁西南大捷征尘未消，深夜接到陕北急电，两人从附注的“阅后立即销毁”，看出陕北乃至战略全局的风云紧急。于是，一个扭转时局的决定诞生了：部队停止刚刚开始的休整，义无反顾挺进大别山！

人民解放军军史，为这一气势磅礴的进军留下如是记录：

6月30日夜，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二、三、六纵共十三个旅十二万余人，从山东阳谷以东之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之临濮集间一百五十余公里间，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转入外线作战，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序幕。面对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性转折，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这一惊人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被突破。

那是一场极为壮阔的苦难行军。8月17日，刘邓大军过黄泛区。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回忆，“蒋介石为了阻止我军南下，数月以前虽然把黄河当做‘四十万大军’改回故道去了”，可黄泛区内依然“淤泥无际，浅处至膝，深则及脐”。一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旅，靠牛拉人推炮车或将重装备化整为零肩扛徒涉，当天硬是蹚过了近二十公里宽的黄泛区，又一鼓作气渡过沙(颍)河，把死亡和覆灭远远抛在自己身后。虽说不得不忍痛丢弃了若干重装备，但出其不意的战略转兵，毕竟吹响了转守为攻的号角。蒋介石这才察觉刘邓军系有意识南进，急忙调兵到汝河南岸布防，企图实施南北夹击。当天，国民党军掘开兰封（今兰考一部）境内贯台前鹅湾、辛庄两处黄河大堤，口门宽达百余丈，长垣、滑县、濮县堤防尽皆冲毁，黄水灌入解放区。

中原进军艰难竭蹶，陕北转战亦履险蹈危。8月16日，毛泽东率已改称“九支队”的中共中央机关，冒雨从米脂县陈家岔到葭县乌龙铺（今乌镇村），夜半至曹庄风雨大作，无法前行。前有黄河，后有追兵，毛泽东和“九支队”步入了转战陕北五个月来最凶险的境地。在村头曹发家窑洞磋商行动路线，毛泽东主张迎敌西进；而沉默的“骆驼”任弼时却力主向东过河暂避，两人爆发激烈争论。毛泽东说：“要过你们过，给我留一个排就行了！”

一生喜到中流击水的毛泽东，其战略思维亦与水有缘。长征路上，毛泽东重返红军指挥岗位，即背倚河川演绎奇谋，书写四渡赤水这一终生引为骄傲的得意之笔。此刻在陕北，毛泽东却一改故辙，视黄河为不可触碰的战略底线，几度背水迎敌决不东渡，甚至不惜冒兵家之大忌侧水转兵。3月25日，青化砭战役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均劝毛泽东东渡黄河。他摆摆手说，我是不走的，我一走，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增加那里的压力。我要牵着胡宗南在陕北转，把他拖死！枣林沟会议，毛泽东复陈誓不离陕决心。有人主张增兵陕北以策安全，毛泽东说：“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小河群英会，陈赓再劝毛泽东东渡，说旅长们都要求来陕北护卫，毛泽东仍不为所动。

这片割舍不下的高天厚土，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共移师西北建党建政新的试验田。以身赴鼎镬吸敌重兵于陕北，减轻各解放区压力并鼓舞军民，何尝不是澎湃统帅胸中的一腔豪情！

党中央转战陕北与刘邓挺进大别山，虽远隔千里又声息相通。时任豫皖苏区党委书记段君毅回忆，刘邓首长十分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一天，司令部找我们几个同志谈问题。吃饭时邓政委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今天破例吃一杯酒，因为今天收到党中央的电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我们表示庆贺！

枣林沟的春天空蒙而迷离。为便于与胡宗南“泡蘑菇”，毛泽东将除《辞海》《辞源》外的图书，连同中央文件资料转往绥德籍警卫战士马汉荣家“坚壁清野”，后又送往河东山西临县三交镇。

陈毅说：“毛主席和蒋介石在陕北这个棋盘上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无悔。”黄河，已成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命运之河！

风雨曹庄，周恩来提出，先向北走，再出敌不意西进……贺龙接中央军委“诱敌解围”电令，即与习仲勋的西北局机关冒雨沿螅蜊峪（今螅镇）东行，由彭德怀派兵掩护，在葭县城东渡过黄河。胡宗南以为中共首脑机关渡河东去，遂命刘戡封锁黄河。与此同时，彭德怀又派许光达第三纵队在乌龙铺一带抗击刘戡援军，接应“九支队”向葭县以北转移。

毛泽东葭县履险，调动刘戡部数万人追至黄河，将整编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钟松指挥的整编第一二三旅引向乌龙铺，为在沙家店聚歼该师主力创造了战机。8月17日，“九支队”抵达位于山腰的白龙庙。骤雨初歇，毛泽东坐在村前大青石上远眺黄河，轻松哼起京剧《空城计》唱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陕北始化险为夷，中原正破釜沉舟。8月23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机关及六纵进抵汝河北岸。阻师在彼，追兵在兹，刘伯承发令：“狭路相逢勇者胜！”邓小平鼓动：“要有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两句惊天动地的口号，成为凝神聚气的旗帜和灵魂。部队不顾敌机轰炸扫射架设浮桥，于24日拂晓突破敌河防阵地。

26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中路七个旅六万大军，疾进至淮河北岸河南息县小王湾村。此时，国民党军十九个旅正尾追而来，先头部队已向三十余里外刘邓大军后卫部队发起攻击，而负责掩护和策应中路大军的右路军第三纵队和左路军第一纵队，已从三河尖、正阳等地先期渡河。淮河横亘，追兵紧逼，怎样才能绝渡逢舟，逢凶化吉？刘伯承多次询问当地群众，均说汛期不能徒涉过河。部队只好多路找船，仅征集到十几条小船和木排，运力远远不够。

最危险时刻，刘伯承深夜携长竿登木排勘察水情，发现河中可架浮桥。蓦然，希望奇迹般降临了——刘伯承看到，上游一战士牵马徒涉到达南岸！他当即下令：争分夺秒过河！天刚蒙蒙亮，部队循昨夜预设标志多路徒涉，8月27、28日两天顺利渡过淮河。或许是天佑劲旅，中路大军甫一过河，上游陡涨的洪水便呼啸而至。刘伯承回忆，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率军赶到河边，看着安然渡河南进的刘邓大军，自己的队伍却被洪峰阻于淮河北岸，不禁望河兴叹：“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毛泽东预计，刘邓向南跃进时，蒋介石必以重兵追堵，如尾敌南下，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可有效掩护刘邓挺进大别山并立足生根。在令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刘邓大军同时，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粟谭并告华东局：“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6日又令陈粟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华野六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兵团，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并告陈粟：“只要陈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一切有办法；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显然，毛泽东四天三电，要求叶陶两纵缓出闽浙赣，已变两翼齐飞南进，为多路策应刘邓直出大别山。但统帅部仍在考虑渡江南进的可能性。当月31日，毛泽东致电刘邓：“至必要时机，请考虑南渡长江是否可能，是否有利。”

8月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逆势打开战略进攻新格局。

邓小平说：“我们就好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山东，一头挑着陕北，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

9月5日，陈毅粟裕抵山东郓城，于菏泽沙土集集中四倍于敌兵力，一举歼灭整编第五十七师，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和山东内线抽调四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策应了刘邓在大别山展开。

17日，陈毅、粟裕发电中共中央请示：“中央最近期内”，是否“准备以一、四、六纵队向长江以南出动”？

22日，中共中央研究、周恩来起草给陈粟复电：“半年内，不拟派一、四纵去江南。”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告刘邓陈粟：“原定叶、陶去闽浙赣之任务，停止执行。”

跃进江南按下暂停键，盖出于策应刘邓经略大别山之考虑。

8月19日黄昏，毛泽东来到葭县梁家岔，在前东元村李玉珍家，与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一起部署沙家店战役。转战陕北以来，彭德怀时常胃痛，又无良药，痛得厉害便吃几颗炒黄豆止痛。可在当时的条件下，炒黄豆也是颇为稀罕的食品。彭德怀见到毛泽东，顺手抓了一把炒黄豆给他，毛泽东忙摊开双手接过。二人谈话间，有几粒豆子掉在地上，周恩来、习仲勋怕浪费，便俯身捡起来吃掉了。这一幕，颇令毛泽东动容。自离开小河村，与刘戡的追兵周旋十九天、行程六百里，一路吃饭都是难以消化的黑豆当家。我们支队领导也同大家同甘共苦啊！

陕北眼皮子底下能藏兵的地貌，显然利于毛泽东牵着胡宗南鼻子“耍龙灯”。

整编第三十六师两个旅进入“口袋”，五个月来一直唤作“李德胜”的统帅下令轻装，备足干粮，做好出长城、进沙漠、向西突围准备。他在梁家岔窑洞中拿起电话喊道：“我是毛泽东！”春雷般的声音标志着战局转折点已到来！18日至20日，西北野战军同仇敌忾歼敌六千多人，“抓了一沟俘虏”，一举扭转西北战局。

23日，毛泽东策马再赴前东元村参加沙家店战役总结会，向旅以上干部祝贺胜利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山坳指分水岭山脉高处要隘。“过坳”系指西北战局已跨过最艰难的那道坎。9月28日，在葭县神泉堡，周恩来给中央直属单位干部作时局问题报告说，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线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可我们已经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

政治出牌、军事筑底、经济埋单，国共全方位战略博弈，毛泽东棋高一着，抢抓头筹，指挥人民解放军立足内线歼敌一百二十二万，由内线成功转向外线作战，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

翌日便是中秋佳节。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战士在窑洞前席地而坐，共赏明月。就着辣椒浅酌的毛泽东吟出一首五律诗：“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周恩来赏月后展笺挥毫，修书给在太行山的妻子邓颖超：

超：

今天是八月中秋节，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大反攻已开始……六个月中，我们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既未到黄河边，又未见长城，心既不死，又非好汉……

落款是与信首昵称对应的乳名“鸾”。信由延安电影团的陈默带到河北西柏坡，秘书陈楚平将信送给邓颖超时，打趣说：“情书来了！”邓颖超阅信后笑道：“这哪是情书？分明是作形势报告！”陈楚平指着信末不无缱绻的“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入梦”几句话，追问：“这还不算情书？”

登顶在望使毛泽东的征战之旅泛起新的亮色。警卫战士申虎成奉命东渡黄河后，袖珍版图书馆又重归“九支队”。有一天，李银桥进窑沏茶，发现毛泽东正在读《红楼梦》……

战争形势的有利变化，使毛泽东萦怀于心的“向长江以南发展”愿景重新活跃起来。10月3日、4日，毛泽东在葭县神泉堡致电陈粟并刘邓，两度提及华野“渡淮南进”，兵锋直指长江北岸。

10月10日，中共中央“神泉号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开篇即申明“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首次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向中外宣布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纲领，发出了进军江南的预备号令。

15日，毛泽东拟制关于华野东西兵团指挥和建制问题电，设想两翼齐飞跃进江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4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

11月20日，陈毅、粟裕直面问题电禀中央军委：部队南下后，脱离后方，连续作战，患南方疾病多，伤病员安置无安全保障。“有的部队风闻要南渡长江，也有不安心现地工作的。”

毛泽东28日复电：“在明年8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

渡江南进呼之欲出、屡启屡放，皆因全力策应刘邓。统帅在期待着新的战略转机。

1947年10月26日至27日，刘邓在蕲春高山铺设“口袋阵”，一举全歼尾追之敌整编第四十师和整编第五十二师第八十旅一万七千人，随之悬师而来直捣长江望江一线，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原则开辟根据地，控制北岸三百余里，直接威胁南京和武汉。蒋介石敕令桂永清率舰到九江护航，11月下旬又命白崇禧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统揽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实施军事围攻与政治利诱相结合、军事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总力战”，企图以三十三个旅的重兵剿灭刘邓大军。12月中下旬，粟裕率华野西线兵团协同陈谢集团，在平汉、陇海进行大规模铁路破击战，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三师。南京被迫从大别山抽调十三个旅回援平汉路。

毛泽东在神泉堡运筹帷幄五十七天。秋风大凉，粮食日紧。窑主长子高景德建议，米脂杨家沟亲戚马新民家窑洞群，宜于过冬。经汪东兴考察，11月14日，毛泽东踏上转战陕北最后一站。

转瞬来到1948年。3月头三天，西北野战军在宜川一举歼灭整编第二十九军两个师、五个旅三万多人，击毙刘戡和第九十师师长严明。3月7日，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论，盛赞西北战场“第一个大胜仗”，并和周恩来跳起秧歌舞，任弼时拉胡琴伴奏。毛泽东豪迈地说，人民解放军最大的胜利是去年转入进攻。去年7、8、9三个月，刘邓大军走前头，转入大别山，其次陈谢转入豫西，陈粟转入豫皖苏，这是带决定意义的步骤，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扭转了战局。这是战略的胜利。

推动历史转圜的伟大战略，必定会打开新的历史之门。

刘邓率军转战大别山半年余，歼敌十九万多人，解放上百座县城。当年曾任南京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说：“我研究了一辈子军事，在世界军事历史上，最让我佩服的是‘千里跃进大别山’，它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无后方供给线的深入敌后作战。”他还说，假如没有刘邓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不可能打四年就结束。

战略之伟力不仅在于统帅先胜后求战的擘画，而且在于各路将领的共识与力行。着眼吃饭，弱势出击，雄师跃进，八方策应，毛泽东反弹琵琶的“窑洞战略学”，成为兵家时时回味的经典。

“九个月来，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1948年4月25日，豫陕鄂前后委联席会上，邓小平谈起实现毛泽东最好的估计，笑逐颜开。毛泽东对挺进大别山曾有三种估计：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周围打游击；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而今，“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剩下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所说，“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

邓小平紧扣将士关切发问：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第五次反“围剿”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

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官兵颇为“人装损失多、消灭敌人少”而纠结。1948年4月17日，刘伯承给第三、六纵队和直属队干部讲话，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关系上“解扣子”。他说，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就是要扭在我们解放区里打，消耗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趋于枯竭，走向失败。这一基本战略是世界战争也是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经验。……胜利不要单看自己，要看到友邻的胜利，看到整军过后东北几个伟大胜利一直到收复四平街，西北战场上特别是打死刘戡的大胜利，也要看到陈唐、陈谢在洛阳的胜利，山东在胶济路西段的大胜利。不要以为自己一个连伤亡和掉队了几个人，好像全国革命就完了。哪个部队打仗没有钳制方面和突击方面？吃肉就好，啃骨头就吵起来，这样看问题是很不全面的。四个回合的胜利很大。毛主席说到打胜仗的部队，也提到南线兵团，我们也是其中一个。南线兵团钳制了敌人九十个旅。

8月17日起，已赴任中原的陈毅，推光头、穿圆领衫，在宝丰皂角树村外树林给第二、六纵队团以上干部作了三天报告。陈毅说，毛主席讲，蒋介石这个人不是完全不懂战略，多少懂得一点。他的战略方针是无论如何把战争摆到解放区。假使我们不出击，当然不会有跃进大别山的损失。可敌人仍在你解放区打，解放区一定要垮。西北首先垮，逼迫西北野战军退过黄河。不是敌人厉害，而是没有饭吃。山东也一定不能坚持。关内解放区一垮，就只剩东北了。如果照去年8、9月西北和山东的情形，战争能否支持，任何人没有把握。所以去年无论如何要转入战略进攻。我们一进攻，军事上转变了战局，政治上稳定了人心，经济上安定了地方。敌人退了，老百姓都回来生产，战争形势就大变了。

陈毅轻挥芭蕉扇说，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毛主席给刘邓的指示说，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这是古今中外没人讲过的，毛主席讲了这句话。

三个川音一个调，透辟解读与精彩践行正相关。当顾大局、懂韬略、知进退的南线诸将，用最生动的语言使南进战略掌握部队、灌注官兵时，怎能不在战争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毛泽东和他马背上的司令部，在陕北塬梁峁沟十二个县三十七个村庄战斗生活了一年零五天，引领解放战争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回首这段非凡战斗历程，周恩来说过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葭县父老引为骄傲的是，他们的家乡不仅是毛主席转战百日频发战斗号令处，还是颂歌《东方红》的诞生地。1942年冬的一个清晨，翻身农民李有源登上山峁，眺望东方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以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唱出了不朽经典《东方红》。1947年10月17日，李有源有幸在葭县县城，目睹了来此调研的人民大救星的风采。“人民歌手”和他的乡亲们，成了敬爱的领袖在葭县的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