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已经过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如何把握和理解21世纪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21世纪的面孔依然模糊，处于无法被命名的状态。这种无以名状很大程度上与21世纪的诸多事件“猝不及防”有关。

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们沉浸在全球化的乐观中，尽管有千禧年的末日阴影，但借助冷战的终结、互联网形成的“同一个世界”，21世纪被畅想为不会像20世纪那样经历革命与战争的“双风暴”。只是2001年美国“9·11”拉开反恐战争、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世界金融海啸，21世纪已经显露出“峥嵘可怖”的面孔。与此同时，21世纪的中国沿着90年代进入经济高速起飞的时代，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实现了经济崛起，处于与20世纪迥异的21世纪。贺桂梅的《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研究》（下面简称《重述中国》）以“文明自觉”为关键词重新阐释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处于现代化、革命化时期的焦虑不同，21世纪逐渐形成了以“文化自觉”、“文明”论为底色的新的中国认同，这种认同既弥合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断裂，又回应了21世纪经济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区域/民族发展的不均衡和社会阶层的分化等问题，可以说21世纪的中国处于新的将范式转型的阶段。本文尝试以这本将社会学知识、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专著为例，呈现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意识的整合与裂隙。

一、处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的“长90年代”

《重述中国》是一本从总体性视野把握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地形图的理论著作，不仅架构了以“文化自觉”、“文明”论为基调的社会思潮，现当代中国研究的思考者论述以及影视文化所表征的大众症候的三重“共振”层级，而且把21世纪形塑的融汇古/今、中/外的新的中国主体性作为思考何为当代中国、何为中国叙事的原点。这些社会思潮、学者们的研究以及大众文艺现象集中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后，这段时期也是贺桂梅从读大学到博士毕业，从青年研究者到大学教授的20年。正如“后记”中所述，“这是一本真正与历史同步展开的书”，文章集中写作于2000—2003、2009—2011、2015—2017和2018—2020四个时期，基本上是她从事1980年代“新启蒙”知识考古、20世纪四五十年代转折时期的作家、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民族形式问题等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的间隙完成的思考。与这些偏历史的研究不同，《重述中国》是对同时期社会思潮、文化现象的研究，写作时间与这些思潮、现象流行的时间同步，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本带有文化批评色彩的书，需要批评者调用既有的理论分析和知识储备对当下发生的论争、现象进行“阐释”。当把这些论文编辑、修改为一本“书”的形态时，这本书就像文化的“储藏器”一样携带着“当时”“当年”的时代温度和社会气候。

这本书对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后思想文化的密集观察，正好延续了贺桂梅对40年代到80年代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叙述中国、如何叙述20世纪中国。“在2018年完成的《书写‘中国气派’》中，我则开始更直接地讨论‘中国形式’如何通过文学实践而得以呈现和表达。可以说，我对‘中国’的关注，经历了从‘中国的（批评或作家）’到‘中国空间’再到‘中国形式’的重心转移。”通过出版《重述中国》，贺桂梅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学术研究的核心关切，是“‘何为中国’、如何重新叙述中国”，这也是这本书命名的由来。相比四五十年代之交从“现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的转变以及40年代到70年代当代文学如何想象和书写“中国气派”，90年代到2010年形成了新的中国认同和中国叙事，是在全球化、“告别革命”的氛围中重述中国故事。如果说90年代的核心“任务”是重新消化、清理20世纪的“债务与遗产”，那么21世纪的头十年则是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形势塑造与20世纪不同的文化认同、社会认同。

我想把这部书读成对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后的“长90年代”的研究，这个历史时期一方面被作为“短20世纪”终结之后的时代，另一方面又成为21世纪浮现的开端。如果说苏联、东欧的解体意味着1917年开启的社会主义实践遇到困境，那么2007、2008年美国华尔街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则预示着里根-撒切尔开启的新自由主义遭遇挫折，在这个意义上，“短20世纪”之后的“长90年代”也面临终结，从后冷战、全球化的时代进入19世纪式的帝国争霸和去全球化的时代。2010年之后拉开了21世纪的序幕，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区域在新的境况下进入剧烈调整、摩擦，甚至冲突的时期，这表现为2011年以来中东、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延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再到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2022年俄乌冲突、2023年巴以冲突等区域战争，而中国也进入中美贸易冲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并非起源于2000年，而是与2010年前后发生的世界金融风暴、中国崛起等重要事件相关联。这本书把“长90年代”对象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尝试解释冷战终结之后，中国如何走出20世纪，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经济崛起。正是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重述中国”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中国问题，“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即21世纪中国已经不再是20世纪中国，如何通过思想、学术、文化的话语实践来描述并建构这种历史阶段的主体性内涵”。

二、“90年代原点”：在“文明自觉”中回收“20世纪”

“本书所描述、勾勒和阐释的思潮、议题和现象，事实上都是从1990年代生长出来，进而在21世纪逐渐成型并稳定下来”，作为70后学者，贺桂梅认为自己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存在着一个“90年代原点”，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氛围和社会历史结构塑造了我们最基本的学术谱系和精神气质”。90年代开启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从世界/西方的视角，90年代意味着苏联、东欧解体，美国等西方阵营“不战而胜”，90年代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开始的时刻，在政治经济上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席卷全球，在文化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美国信息技术传播世界。对于中国来说，90年代既与世界同步，又处在着错位之处。早于苏联、东欧国家，中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就处于后冷战状态，开始在计划经济内部进行商品化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改变1989年到1992年的调整时期，确立了继续推进市场化、商品化的改革方向，进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轨制时代。90年代成为80年代的“断裂中的延续”，断裂性在于七八十年代之交所开始的新时期是在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下进行商品化改革，90年代的开启建立在80年代终结的基础之上，因此，90年代在当时就命名为与80年代不同的“后新时期”。连续性在于，90年代并非对80年代的完全否定，从经济政策看反而是延续了80年代的商品化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改革走向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这种体制转轨，不仅形成下海潮、走向体制外，而且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这种90年代的逻辑一直延续到21世纪，中国加入WTO、与世界贸易体系接轨，中国经济进入高速起飞。

“长90年代”的上半段是20世纪90年代，贺桂梅在《重述中国》中指出90年代主要的命题是消化、弥合20世纪中国的断裂与张力，这尤其体现为对革命中国的重新叙述上。90年代的革命中国有两副面孔。一是，《世纪末的历史救赎之路：解析“反右”书籍热》中所论述的“右派”回忆录中的当代中国。借助媒体市场化改革，这些以经历50年代到7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叙述主体的“右派”亲历记，成为90年代图书市场上最畅销的热门书籍，这些受难者以“真实”和“纪实”的名义展开的对当代中国历史记忆的叙述，塑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为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情感动力，贺桂梅称呼这种历史记忆的改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神学”；二是，《重述当代史：〈激情燃烧的岁月〉与红色怀旧》中分析了世纪之交在电视荧幕上流行的新革命历史剧，这些电视剧把当代历史讲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通过把红色历史理想化、抽象化完成对当代史的重述。这种从“反右”书籍的受难史到新革命历史剧中的怀旧叙述，一方面呈现了大众媒介的更迭，如果说“反右”书籍借助的是市场化的印刷工业，那么电视剧则是依靠90年代占据主流位置的电视媒体，另一方面呈现了90年代彼此共存的知识分子受难和红色激情燃烧的两种当代史的历史记忆。与这样两种彼此对峙的大众记忆同时期发生的是，精英思想中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在《全球化与世纪之交的批判思想路径》中，贺桂梅指出这场论争反映了80年代改革共识的破裂以及对90年代市场化改革遇到困境的不同解释，这种“左”与“右”的分裂显示了90年代的社会分裂和思想分歧，这背后既与80年代“思想解放”中对革命中国的伤痕叙述有关，又与40年代以来以延安道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实践有关。不过，新左派并非如80年代那样把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对立起来或者从“20世纪中国”的视野中抹除异质化的革命实践，而是在现代性反思中把革命中国纳入“反现代的现代性”以及第三世界的实现现代化的另类现代性道路。

“长90年代”的下半段是2000年到2010年，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如何重新整合中国故事的基础，其中最核心的两套话语是“文化自觉”和“文明”论。与20世纪90年代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左右分裂不同，“文化自觉”和“文明”论超越了左与右的分梳，20世纪的革命与现代的对抗、激进与保守的对立走向弥合，也是后冷战和20世纪逻辑终结的标识，“近代历史以来，中国叙述充满着‘断裂性’，从古代/前现代/封建王朝向现代国族的转化，从‘现代中国’向‘革命中国’的转变，从‘革命中国’向‘现代化中国’的改造等待。‘文化自觉’论要强调的却是这无数的‘断裂’背后存在的‘延续性’。”充当弥合功能的是“找回”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国，“传统”成为文化自觉和奠定中国“文明”的底色。这体现为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如在“奥运会开幕式”、古装国产大片中对传统文化、中国元素的呈现，传统从负载着负面价值的封建、礼教等与现代格格不入的价值，变成了一种可供展示的、去政治化的景观和“物”的崇拜。与传统的归来相联系的，如王德威等对“抒情传统”的勾勒，从古代文学中找寻现代文学的来源。在“文化自觉”论中，传统资源成为解释中国崛起的重要“传统”，历史连续性成为中国叙述的核心，“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但长时段历史积淀下来的文明传统并没有消失，并且始终在20世纪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文明”论中，从“当代中国”的视角理解文明论，“文明传统作为一种重要因素与维度被纳入当代中国问题的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世界、落后的中国与发达的世界，变成一种更平等的、对话性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三、认同传播的三个“地质”层级

近些年，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和学科化，越来越像更加具有学科意识的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这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与主流的当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话关系。本书把文化认同以研究对象分了三个“地质”层级，一是社会思潮，二是思想者，三是大众文化，不同层级之间处于共振的状态，每个层级之间又充满差异，但又形成同频效应。认同是政治学和文化批评领域经常使用的学术概念，在政治学研究中，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或认同政治，指的是在现代国家，通过建立政治、法律等现代秩序，获得一种民众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认可。在后现代视阈下，政治认同变成一种认同政治和身份政治，这就把文化心理、宗教、大众文化等都看成是带有政治性的认同媒介。认同可以分为政治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指的是对政治制度、国家体制等基础性的政治理念的认可，社会认同是一种获得主流社会广泛赞同的价值共识，文化认同则是一种共同分享的文化、艺术表述，政治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彼此镶嵌、呼应的关系。认同传播是以文化、传媒为中介建立一种广泛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认同的过程，是主流价值观从分裂、冲突到达成共识和形成动态平衡的过程。本书编织了一张从精英知识分子争论到社会思潮形塑公共舆论、再到文化工业生产大众文化产品的认同传播扩散的网络。

首先，社会思潮的争论和展开，涉及“文化自觉”、“文明”论、“中国梦”“新自由主义的神学”、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等主题。“文化自觉”和“文明”论以“中国文化论坛”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为主，面对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提供一种有效的社会文化解释。贺桂梅没有使用“文化自觉”，而是用“文明自觉”来统合“文化自觉”与“文明”论的讨论，这就把偏文化的话语变成一种具有政治和社会实践的概念，“‘文明自觉’既不是文化复古，也不是从过去发现一种本质性的文明品质，而意味着一种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性叙述实践”。这种中国叙述突破了20世纪的时间视阈和民族国家的空间视阈，把中国放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连续性”和与西方不同的“文明—国家”的形态中理解，“‘文明自觉’不仅是回应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分化的整合性诉求，也是塑造21世纪新的中国认同的重构实践”。“文明自觉”更强调中国自身的能动性，“‘文明自觉’的基本诉求在于强调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能动性实践而具有的主体性。中国并非一般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也不仅是一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机器，而是一种具有自身长时段历史传统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形态”。对于“文化自觉”、“文明”论的政治性，贺桂梅认为是“无论论述者有意或无意，这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加固或强化现有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呼应着一种新的国家主义认同”。

其次，核心知识分子的引导作用。对于这些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世纪之交的转型的回应，这本书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批判性解读。这些从30后到70后等不同代际的学者大概有三类，洪子诚、钱理群、陈平原、王德威等现当代文学史专家，李陀、汪晖、戴锦华、王晓明、毛尖、刘复生等思想史、文化研究、文艺批评的学者以及温铁军等“三农”专家。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中，能看出两种学术倾向：一是历史转向，90年代初期学者回应80年代终结和20世纪宏大历史解体的方式是从街头回到书斋，是以学术生产的方式来回应现实问题，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从文学批评向文学史研究的转向，如钱理群把“鲁迅原理”作为20世纪中国的精神遗产，陈平原把文学史与大学教育、文化史结合起来，洪子诚通过个人阅读史研究把当代文学历史化/语境化，王德威的“抒情中国”也在长时段理解中国文明；二是文化研究等批判理论的兴起，如戴锦华和王晓明分别在90年代中期、末期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解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社会的变迁、社会阶层的重组以及主流文化逻辑建构的过程，刘复生、毛尖作为贺桂梅的同代人也分享这种文化研究的意识，成为“文化前线的游击战士”，与这种批判理论相伴随的是，以汪晖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从总体性视野分析“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以及20世纪中国的“反现代的现代性”问题，还有经济学家温铁军从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角度，呈现关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意识形态争论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

第三，对大众文化的解读，主要是对21世纪以来的“新革命历史剧”、国产电影大片、奥运会开幕式、电影《孔子》、谍战大片、许鞍华电影等影视文化现象的分析，这些流行文化与社会思潮、核心学者的观点形成呼应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领域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出现了与革命文艺、工农兵文艺不同的大众文化工业体系，其中电影领域在2001年以来进行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类似，电影产业也在2010年成为仅次于好莱坞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在《“让世界看中国”：电影大片的国际化运作与国族叙事》中通过对奥运会开幕式和古装武侠大片的分析，贺桂梅指出这些拥有国际化诉求的古装大片，使用过于东方化的风景，反而没有能够有效地安置中产阶层的主体位置，这种作为奇观的风景与《英雄》《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所讲述的被权力阉割/掏空的主体位置之间无法建立有效的观看关系，这本身说文化认同在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裂隙。在电影《孔子》中，通过“归来的孔子”来修复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立关系，“当‘仁政’‘礼乐’‘德行’都联系着中央王权的时候，它必然引起关于孔子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联想”。而后冷战时代的谍战电影中，冷战对立的“敌我”关系转变为“爱上敌人”的和解关系。这些以意识形态批评为底色的文化研究，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展现了国族寓言、文化认同和中国主体的建构过程，呈现了大众文化与思想史、精英史之间的张力和互动。

四、“当代文学”的当代性

20世纪的革命与战争是对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改变了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版图。

21世纪有一种说法是“回到了19世纪”，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论》，其基本观点是21世纪的社会结构又回到19世纪式的两极分化的社会。曾经在19世纪工业社会带来了欧洲内部的危机，到21世纪这种危机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总体危机，只是与19世纪不同，21世纪建立在20世纪的终结和苏联式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废墟上。当2008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遭遇困境之时，21世纪面临再度回到“漫长的19世纪”的绝境中。在这种背景下，21世纪的中国文明以及崛起之后的中国在世界处于什么位置，显得格外重要。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以及重新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不同，人们更想从中国社会和历史内部解释中国经验，进而上升为中国道路，这种论述不言自明的前提是，中国经验是成功有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区别于西方的“独特”之路。这是一种更具主体性、更辩证地理解中国的方式，使得传统中国和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获得重新阐释的空间。“21世纪的中国学者提出‘从中国的视野’或‘以中国为本位’去描述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变迁，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而复数的‘文明’观，则提供了一种真正多元世界的批判性视野。”这种复数的“文明”观，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对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与民主等现代性的核心概念的再反思。

在古今融合以及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的整合中，确实与20世纪80年代关于20世纪中国的整体性想象不同，曾经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放逐的“传统中国”（内部充满了差异和矛盾）以更大的力度卷土重来，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症候。这一方面意味着20世纪中国所长期存在的“现代焦虑症”（无法实现现代化、无法变成现代中国）已然被治愈，传统中国的复归是中国完成现代化、获得现代身份之后对“传统”的收编和重置，另一方面现代中国、革命中国与传统中国的融会贯通，成为21世纪中国最具当代性的自我意识。这背后是对当代中国的“当代性”的再追问，1949年之后的历史建立了一种“当代”的想象，是超越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当代中国并非稳定的概念，而是处于转型、变革、断裂之中，“一方面需要对研究者置身的当代性处境有自觉的历史认识和判断，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并超越此前对这些时段所形成的主流历史评价方式”。这种“当代性”的视角，来自“当代文学”的学科属性，在与现代中国、革命中国的相互批判中追求一种当代价值。

为了回应“重述中国”的命题，贺桂梅提倡一种跨学科的“当代中国”研究。“当代中国研究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和讨论场域，在这一问题域中，基于不同国别、不同学科的专业研究可以获得对话和交流的空间，从而共同推进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这不仅需要有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更需要有跨越学科的意识，因为当代文学之“当代”是一种与现代、革命等不同的价值形态，这种对传统中国的“召唤”也是一种新的当代意识，这种意识一方面朝向内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角重新审视184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历史，另一方朝向外部、中国与世界变成一种更加平等、对话的文明形态。因此，中国叙事不再是中国内部或西方视角下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叙事。

来源：文艺争鸣微信公众号

编辑：梁鹤龄 李艳 张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