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它的组建，是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下，继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由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组成，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人民军队。

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在汉口召开新四军干部会议，新四军军部正式诞生；1938年1月28日，正式宣布新四军军部迁驻南昌。尽管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停留时间很短，但武汉是新四军军部诞生地，它对新四军的组建、开辟华中敌后战场以及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9月23日，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追寻铁军足迹，牢记初心使命”大型融媒体新闻行动正式启动。下午3点28分，采访组从盐城出发，循着新四军的战斗足迹，重温革命历史，寻觅铁军精神。经过近千公里的长途跋涉，9月24日下午，采访组抵达首站——武汉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

融媒体采访组在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合影

3个月集结，1个月筹备，11天停留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鲜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在《新四军军歌》中，第一句歌词就道出了新四军与武汉的深厚历史渊源。

9月24日下午，循着军歌，记者来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胜利街332—335号（原汉口大和街26号）。尽管70多年过去了，这栋两层小楼几乎没有太大改变，街道的格局、房屋的外观，都保存完好。触摸着外墙壁上粗糙的石块，踏上狭窄陡峭的木质楼梯，陈列馆里的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抗战实物，仿佛在静静地讲述着当年的峥嵘岁月，又似乎在告诫人们要永远铭记历史。

走近这栋占地数百平方米的老房子，灰色的水泥墙面和涂着绿色油漆的木制门窗，都透露着百年的古朴和沧桑。“这里原本是一栋日本侨民的住宅，后来被叶挺军长选中作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走进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大门，陈列馆讲解员黄翠珍给我们介绍，两层小楼的军部旧址分为A、B栋。A栋馆内为汉口新四军军部历史陈列展览，共有文物30多件，照片200多幅，分为“成立汉口军部，完成部队集结”“挥师东进敌后，转战大江南北”“坚持华中抗日，五师战功卓著”三个主题；B栋为实物展馆，一楼展示的是当时政治部、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等，二楼复原有叶挺、项英等人当时的办公室兼卧室原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937年8月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0月将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余人。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筹建纪念馆时，当时的工作人员多方面走访了曾经参加军部组建工作的人，按照他们的回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还原了当年的史实。”在二楼会议室，黄翠珍指着一张长条形办公桌和七把椅子介绍，经过近3个月的集结，1个多月的筹备工作，1937年12月25日，叶挺和项英就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召集在武汉的新四军全体干部会议。两人分别作了关于组建中的新四军面临的形势任务的报告。

“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诞生。”黄翠珍情绪高涨地介绍，“正是在这里，以叶挺、项英为代表的新四军领导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商讨、磋商如何与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争取新四军的编制、人员、机构、干部配备和装备等问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胜利完成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和创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组建了一支新的‘铁军’。”此后，这支队伍在抗日战场上勇猛杀敌，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也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1938年1月4日，为指挥部队迅速开赴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项英率军部大部分人员离汉去南昌，叶挺仍留在武汉继续处理有关事宜。1月8日，叶挺离开武汉赴南昌。“新四军组建后，叶挺在汉口只停留了11天。”在展陈室里，黄翠珍指着墙上的资料介绍，1938年1月28日、29日，《新华日报》头版刊登《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启示》：“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26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处长代办。”军部移驻江西南昌，并在武汉设办事处，其工作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至此，新四军完成在汉组建的历史使命。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成为居民住房。“从军部成立到迁驻南昌，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时间很短，所以这段历史档案一度在战争中缺失。”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主任刘颖自2006年开馆后，一直在馆内工作，她向我们提及当年为了确认军部旧址的地址颇费了一番“周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新四军老战士和武汉市党史、文物部门经过深入细致调查，确认现在的汉口胜利街332—335号就是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由于时间久远，纪念馆复原工作缺乏原始资料和文物。几经联系，当时的工作人员在江西南昌找到一位叫汤光恢的93岁老人，他当年是叶挺将军的副官，在汉口军部工作过。据汤老讲述，当年他住在一楼，叶挺、项英住二楼；军部门上挂着“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木牌，是黄底黑字，很醒目。后来旧址复原基本上按汤老的回忆进行布局、陈设。

虽然汉口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的时间不长，但它是新四军诞生地，对新四军组建、支援东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以及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都起到重大作用。组建后的十年里，新四军转战南方八省，纵横大江南北、淮河之滨，汇成一道抗日的滚滚铁流，为坚持华中进而全国抗战具有重大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2006年，武汉市政府拨出专款修缮新四军军部旧址，将其开辟为纪念馆。2002年，纪念馆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

叶挺亲自为军部挂牌

参观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时，讲解员黄翠珍多次这样说：“叶挺对新四军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说到新四军，不能不说叶挺独立团。”黄翠珍对这段历史了然于心，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前，有一支部队已率先出发，从广东孤军深入湖南，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展开激战。这支勇当北伐先锋的部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又被称为叶挺独立团。

在进攻武昌城战斗中，独立团将牺牲的191名烈士埋葬在洪山脚下，墓碑上刻有“精神不死”“无产阶级的牺牲者”“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碑文，作为永久纪念。为此，武汉粤侨联谊社同仁于1927年1月向第四军赠送一面铁盾牌，正面铸有“铁军”两个大字。黄翠珍说，“铁军”也由此名扬天下。

因为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背景，所以后来叶挺在组建人民军队时便用了“第四军”的番号，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黄翠珍认为，这是叶挺喜欢新四军的一个方面。

在黄翠珍看来，叶挺对新四军的感情还体现在组建的许多细节上。叶挺当初来到武汉筹建新四军时，除了一份委任状、一枚印章和5万元开办费外，几乎一无所有。所以，他不得不亲自在汉口为建立新四军军部而奔走。筹集资金、购置枪弹、招募人才、安排住所等等，事无巨细，均由他躬身亲为。

新四军军部设在汉口的什么地方？黄翠珍说，叶挺当时有着自己的考虑：一是地方要在日本租界。因为当时日租界里面居住了很多日本侨民。抗战爆发后，这些侨民纷纷离去，房子被作为敌产查封。所以，征用这些人走楼空的房子，不用花钱也不存在法律上的麻烦。另一方面，就是要离八路军办事处近，方便与中共已在汉口中街89号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联系。

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叶挺曾在汉口日租界一条街一条街地转，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看，最终看中了大和街26号的一幢作为敌产而被查的日式住宅楼。这座两层小楼距离八路军办事处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黄翠珍指着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如今挂着的牌子：“叶挺当时是亲自带着人开锁启封，挂上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牌子的。”就这样，新四军有了自己的办公处所。

如今，在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叶挺办公室兼卧室内，墙上还挂着他和家人的照片及“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12字条幅。说起这对条幅，黄翠珍给我们讲了个小故事：叶挺与项英等在武汉筹组新四军时,同睽违已久的郭沫若相遇。别后重逢,他们感慨万端。应叶挺之请，郭沫若借用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改写成条幅。后来12字条幅成为叶挺的座右铭挂在办公室，他以此规范自己，也激励全体官兵。

叶挺办公室兼卧室

项英肩负重任组建新四军

在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B栋二楼展示着项英的办公室兼卧室。从陈列介绍中可以知道，1937年12月23日，项英从延安匆匆赶到武汉，这是他时隔7年后再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次，项英肩负着组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历史重任。

“项英是湖北省武昌人，是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主任刘颖介绍，来到武汉后，项英顾不上旅途劳累，马不停蹄地赶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向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和组织领导的决定。项英当时说：“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事关江南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和抗战大局，必须全力以赴。”

项英办公室兼卧室

23日当天晚上，项英与军长叶挺长谈，根据中央确定的干部人选，提出安排具体意见。两人一致同意先把新四军军部组建起来，然后推动部队的改编工作。第二天，他来到汉口大和街26号，看到“新四军筹备处”的招牌，高兴地对叶挺说：“你真是我们的好军长，这个地方选得好！新四军军部明天就在这里成立。”

“军部组建后就是组建新四军，当时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是新四军的独立性和编制问题。”刘颖告诉我们，“期间，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项英和周恩来等人一起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艰难谈判。‘我们党对新四军要有绝对的领导，这是不容置疑的。’谈判中，项英态度很坚决，‘对于编制问题，希望从中华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从中国抗日力量出发，来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在项英等人据理力争下，国民党当局最终同意，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干部人事由共产党决定安排，从而使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问题最后得到解决。谈判取得成功，项英抑止不住内心喜悦，向毛泽东报告结果，并就干部配备提出建议。12月28日，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及支队以上干部的配备方案。”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们党建立人民军队的重要原则。”刘颖说，项英还与先后到达武汉的鄂豫皖边区的领导人高敬亭、周骏鸣等人谈话，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改编的有关指示，介绍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共同研究鄂豫皖边区红军改编、集中的事宜。项英告诉他们：第四支队虽然归属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但一定要坚持部队的独立性，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整装待发”“奔赴前线”，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陈列室门前的两幅沙画是对新四军最好的写照。在完成改编新四军一系列重要工作后，1月4日，项英率军部机关人员前往江西南昌，随后赶赴各地集中改编新四军各部，率领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新四军军长为什么选择叶挺？

新四军为什么选择北伐名将叶挺出任军长？采访中，刘颖向我们介绍其中的缘由。

叶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为该军赢得“铁军”称号，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共产国际不公正的对待，叶挺漂泊海外10年，在组织上脱离了共产党。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为请缨杀敌，抗日报国，叶挺从澳门来到上海，并与当时奉命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见面。谈话中间，周恩来以个人名义请这位北伐名将出面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叶挺欣然同意并且开始积极活动。他主动向蒋介石当面提出由他出面去收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并将改编后的这支抗日部队番号叫作新四军，意在纪念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融媒体记者进行采访

1937年9月28日，经过蒋介石核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下令将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交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对国民党单方面公布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意图，中共中央持审慎态度，在10月1日致张云逸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要警惕国民党利用抗日题目，经过叶挺拔去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同时，中共中央急于弄清叶挺的政治态度。

军长委任令发表后，叶挺并未急于呈报就职。1937年10月23日，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叶挺离南京，经武汉、西安，于11月3日抵达延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热忱会见了叶挺，并征询他是否愿意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叶挺考虑到为便于跟国民党打交道，向中共中央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随后，叶挺抖擞精神，肩负重托出任新四军军长，为新四军的创建、发展和壮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